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推行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贸易政策以来，关税手段成为其实现所谓“制造业回流”与“经济复兴”的关键工具。八年过去，多项分析显示，这一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未带来预期的长期繁荣，反而对美国经济结构和全球贸易体系造成持续性影响。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刘晓曙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指出，美国正为短期利益付出长期代价，全球多边贸易秩序也在这一过程中面临重构。

刘晓曙 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理学博士、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博士后。2008年获“中国卓越研究奖”。

短期回流与长期成本：关税的双重效应

“特朗普政府通过非对称关税设计，例如在美欧协议中要求欧盟对美大幅取消关税，而美国自身维持较高关税水平，的确在短期内促进了部分制造业产能流向美国。”刘晓曙表示，三星、台积电等企业相继宣布在美投资建厂，显示政策初期对产业布局的调整作用。

然而，在刘晓曙看来，长期而言，美国企业特别是依赖全球供应链的制造商，面临显著上升的成本压力和效率挑战。根据麦肯锡相关报告，将部分亚洲产能转移至墨西哥、越南的美国企业，供应链总成本平均上升37%。苹果公司部分产能转至印度后，局部良品率下降导致研发资源被迫分流，对前沿创新能力产生制约。

此外，关税政策推高进口商品价格，逐步侵蚀消费者购买力。高盛研究显示，若关税政策延续，转嫁至消费者的成本比例可能从当前的22%升至67%，这不仅抑制民众消费意愿，也可能导致消费降级与替代行为，形成中长期的“消费疤痕效应”。

贸易关系动态调整，美国面临“中心地位”削弱

刘晓曙指出，特朗普政府以关税为谈判工具，试图重构与欧盟、日韩等传统伙伴的贸易协定，虽取得部分短期让步，却也导致美国与多边贸易体系之间的关系出现松动。

实际数据表明，多个经济体正在调整贸易合作方向，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欧盟对华贸易比重有所上升，而对美贸易占比呈下降趋势；加拿大、东盟等国也出现类似的结构性变化。这类调整意味着，全球贸易网络正在持续多元化。

“在关键技术领域，欧洲通过《芯片法案》明确要求提升自主产能，以减少对美技术的依赖。”刘晓曙表示，美国虽然拥有市场和技术的显著优势，但单边保护主义政策可能加速削弱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传统核心地位。

货币政策的两难：就业与通胀的平衡挑战

美联储当前面临“最大就业”与“稳定物价”这两重使命之间的艰难权衡。

近期就业市场数据显现疲软，7月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中的就业分项创五年新低，显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部分市场观点期待降息以支撑增长。然而同时通胀持续反弹，7月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升至3.1%，远离2%的长期目标，制约货币政策空间。

“关税政策进一步复杂化了通胀形势。”刘晓曙表示，尽管目前因多项豁免和企业“抢进口”行为延缓了价格传导，但其对终端价格的推升效应终将显现。若美联储为支持就业过早降息，可能加剧通胀反复风险。

值得关注的是，刘晓曙强调，美国行政层面屡次对货币当局的独立性提出挑战，包括公开施压和人事干预传闻，这类行为可能影响政策公信力与预期稳定性。

增长前景：债务、通胀与关税的多重约束

“尽管美国经济短期仍具韧性，人工智能领先与财政刺激仍构成增长支撑，但政府债务、通胀风险与关税冲击正在形成多重限制。”刘晓曙指出。

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突破37万亿美元，利息支出持续挤占公共投资空间，推高市场利率，并抑制私人部门融资与投资。通胀环境同步压制居民实际购买力与企业利润，高利率则加剧偿债负担。2025年第二季度数据显示，信用卡逾期率与企业债券违约率均呈上升态势。

研究机构分析表明，若关税全面实施，2025–2026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速可能下降0.5个百分点，日常消费品价格可能出现较大涨幅。在当前美国资本开支与库存周期本就共振放缓的前提下，关税上升可能会令经济增速进一步承压。

因此，美关税政策并未带来预期的经济复兴，反而推升企业成本、抑制创新投入、削弱消费者信心，并引发全球贸易伙伴的结构性调整。“在实际运行中，关税政策的后果远比特朗普政府预想的要复杂，贸易保护主义无法支撑经济持续繁荣，唯有开放合作才能为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注入持续增长动力。”刘晓曙坦言。

来源：金融时报

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推行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贸易政策以来，关税手段成为其实现所谓“制造业回流”与“经济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