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25年6月18日，大金融思想沙龙（第255期）暨《传统中国货币金融思想导论》新书发布会成功举办。 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作题为“传统中国思想精英对货币形态本质特征及其功能的长期追问”的主题发言。他在发言中介绍了他的新作《传统中国货币金融思想导论》，指出货币本质问题始终围绕价值尺度稳定性、流通手段适配性及制度保证有效性三大命题，任何货币形态的创新都必须经受历史纵深的检验。 主题演讲结束后，来自北京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特邀嘉宾近20人同行学者就《导论》的出版和意义，进行了有益的讨论。

在主题报告之前，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罗煜教授主持，出版方代表 中国金融出版社编辑室主任陈翎女士和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主管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张成思教授分别讲话，进行了简短的新书发布会，就《传统中国货币金融思想导论》出版的经纬和何平教授的主要研究业绩及本书的位置进行了简洁的介绍。

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何平教授，结合《传统中国货币金融思想导论》的写作与出版，作题为“传统中国思想精英对货币形态本质特征及其功能的长期追问”的主题报告。他指出，厘清货币形态的本质特征与功能是构建稳健货币体系与政策的根基，更是汲取历史智慧应对当代金融挑战的关键所在。当前货币形态的研究存在割裂历史、以现代货币形态的相关概念替代整体人类货币历史的偏误，应当以历史纵深的检视构建货币理论的核心原则，并为当前货币形态的认识和政策选择提供指引。也就是，需要贯通历史经验与现实需求，通过古今东西的多维比较，重建货币史与金融理论，为科学制定货币政策、审慎应对数字货币浪潮提供坚实的经验启示和理论依据。

以下为报告全文：

01

具体货币形态的特征不等于货币的本质

1.货币的职能形态不是货币的真身

货币的本质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而任何具体的特殊商品都不能完全地体现货币的本质。

当前学界争论的货币实际上是具体的特定形态，而并非马克思所谓一般意义上的货币哲学。换句话说，任何具体的货币形态，均不能同时承担货币的五大职能。马克思指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就是货币。然而，当某种具体的特殊商品在充当流通手段时，就存在价值上的不均一，比如这一枚枚铜钱和另一枚铜钱的大小和磨损程度的不一。信用货币的本质特征是信用，铜钱的本质特征是币材的大小轻重均一。

马克思货币理论以假设黄金是货币作为分析起点，但黄金作为货币，存在两个天然缺陷，即价值的波动和数量的不足。作为价值尺度，其本身的价值应当稳定。然而，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黄金价格为35美元/1盎司，今日已达3500美元/1盎司，波动幅度显著。黄金在数量上的有限性，也无法匹配经济发展的需求。凯恩斯曾指出，将黄金作为货币载体是一种迂腐的思想，因国际贸易余额远超过黄金常量。任何货币形态都只是部分地承担货币的职能，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是货币的核心本质特征，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及世界货币在此基础功能上衍生出来。

2.货币的本质是信用：历史的片段论和货币的“流通+支付”职能

严格地说，目前学界讨论的，只是特定货币形态的本质特征，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货币的本质。因为货币演变为纸币之后，即使同样是“纸张做的货币”，也会有不同的性质。两种不同制约机制凝结成的不同性质的职能形态“信用货币”（内生的基于债权债务关系的，充当支付手段职能）和“国家纸币”（外生的基于行政命令政治强力的，充当流通手段职能）在自然材质上相同，约束机制和制度不同。这是在货币职能形态意义上，对纸币进行的辨析。将所有货币形态的本质特征归结为信用，是割断历史切片式的武断误读。而且没有触及货币的本质。

3.今天货币论的多元性

我们今天讨论货币，实际上，各自述说的恐怕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货币。

首先，货币的本质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然而，繁荣时，只有货币才是商品。危机时，只有商品才是货币。这关涉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和情景变化对各自重要性和优先地位的影响，提示人们必须洞悉货币存在的意义在于商品的获取。

其次，就各种货币形态而言，从实际生活出发，纸币与其他货币形态相比较，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表现在价值上的同一和远距离的解送，问题在于其价值保证。铜钱因磨损导致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冲突。比特币及私人数字货币以算法共识支持，但没有价值贮藏的职能，数字可篡改的特性使其无法保值。正在热议的稳定币，若未实现100%储备保证并且锁定仓库的储备库存，实际上会演变为变相的银行体系。这些与马克思所述商品货币本质的本质特征，相当不同。各自由于都只是承担部分的货币职能，良莠互见。当整体社会都回到生存需要这种第一层次需要的时候，一切因技术和制度维持的高级货币形态，均会化为虚无。

第三，支撑金融资产空转的货币形态，是部分社会成员追求财产性收入和第二层次以上需求满足不均一的基础，体现出生产关系调整的那类货币的功能。当泡沫破灭回归实体经济面时，货币的功能便挤压回归到铸币的基本流通手段职能。这便是“铸币还原论”给我们的启示。

02

货币形态的特征及功能的长期追问

一部中国货币思想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货币形态思想史”。也就是一部“关于货币形态本质特征及其功能的思考”的历史长卷，一部各个时代的社会精英关于特定的货币形态的本质特征及其功能的思想史。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货币形态的具象规定性。

中国货币形态的演化及其制度与思想，历经三阶段。

1.铜钱时代

铜钱时代政府垄断铸造且不计成本，明代以“7钱价值的白银”铸造“5个铜钱”被视为合理，因为铸币是从全国的损益总和来考量，而不是从单一的发行主体是否有铸币税收益来考量。在明代的杨成看来，天下由此在7钱价值的白银之外，新增5钱，社会的货币财富，从原来的7钱增加到12钱，十分合宜。这在西方中世纪铸币实践中，难以想象。从长时段来看，传统中国铜钱含铜量虽然递减，但工艺与材料价值总和超越面值，所以并非属于西方式的贬值。

因为传统中国为专制集权体制，应对国内贸易需求，走的一条低贱金属铜钱道路。但铜钱不是可以“惜铜爱工” 随意进行减值，两千年的铜钱流通历程中其重量始终稳定维持在3.7克左右。从而形成传统中国独具特色的“铜钱流通规律”：时间上的一致性和空间上的跨国性。也就是铜钱可以跨朝代流通，汉代的铜钱唐代可用，宋代的铜钱明代仍可用。同时如同国际货币，铜钱通行东亚诸国。

2.纸币时代

因交易模式的转换，唐代中期米茶贸易扩张致铜钱短缺，年铸币峰值仅有32.7万贯，出现了“虚价货币”和“短陌”的解决路径。在技术、观念与制度的耦合作用下，犹如今日稳定币的交子在四川益州（今日成都）诞生，1024年的官交子制度的形成标志人类纸币的诞生。纸币解决了实体货币（商品货币和金属货币）量上的有限性约束，问题在于价值的稳定。在明代以前，纸币在政策理念上从来是“以纸取钱”，而非“以纸当钱”，其问题体现为准备和担保的不足。明代朱元璋彻底地进行国家纸币的实验，仅凭权力运营纸币，结果导致这个货币形式的创新没有在国家层面带来明清中国的近代转型。纸币发展的信用货币道路始终没能在国家层面在中国生根，只在民间层面时隐时现，其原因在于国家制度层面的君主-臣民关系，不可能与以契约精神建立的国家-公民关系体制支持的信用货币相容。郭志满（William N. Goetzmann）那种从国家财力出发讨论中西分流的纸币与国债的二元对立论，忽略了历史的丰富内涵，失于简单。传统中国走的一条国家纸币道路，但对于纸币的发行与流通进行了全方位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管理技术上，数量管理和准备安排，以及元代盐税支撑的“税收驱动货币”实验，都有丰富的思想素材供我们参酌！不熟悉中国纸币的历史，人类的货币理论必不完整。

3.白银时代

自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直至1935年法币改革，是500年的“白银时代”。因为纸币制度缺乏议会制的约束，加之长期官方完好铜钱供给不足（明代有9朝不铸铜钱），两种货币形态的退场，在明初不到30年的时间后，首先是东南沿海身处国际贸易环境的地方，民间贸易自发地选用具有国际货币性质的白银，进而内化为境内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实现从民间的市场使用到官方的财税使用，从地方性货币到中央主导的全国性货币的转换。中国没有效仿西方铸造银元而沿用银锭，这是缘于政府铜钱维持的失败教训，便无赖地放弃白银作为价格刻度的管控铸造银元，而听任白银这种国际货币在不穿上明清王朝衣服的情况下内化为国内主导货币，以其自然形态流通。白银成为主导货币，铜钱并没有根本退出经济生活，铜钱成为基层社会零星交易的货币形态，自律地发行和流通。官方的纸币大明宝钞崩溃，但纸币的远距离和大额支付优势，明清时期以“会票”等形式作为民间纸币存续下去。

这样，明清中国白银时代，就是白银、铜钱和民间纸币三者分轨并存互补流通的复合货币体系。不同的货币形态，服务于不同层次的市场，上下不能通解，价值不能加总，是一种货币和市场高度割裂的状态。例如九江与武汉银钱兑换比率差异显著。从“一国一通货”的近代转型货币制度的建设目标来看，白银时代就是一个“有货币，无制度”的时代。明清中国的货币体系由于存在本位困境，而且银行的建立和行动迟缓，因此错过了近代货币体系的建设黄金期。与此比较，而西方1640年代在瑞典首先出现银行体系发行的完全可兑现的信用纸币，而在17世纪的英国，力行议会和民主制度塑造的洛克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而同行的理事牛顿任铸币局局长，也在致力于黄金铸币的运行和本位制的建设。本位制下主辅币兑换设限机制，类似现代校园饭票与人民币的兑换规则，既保证了全国一体的统一价值尺度，又保证了基层社会小面额和零星交易货币使用的自律和弹性。近代中国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掠夺，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丧失主权，而贵金属黄金和白银短缺，错失了制度转型。今人热捧的国学大师梁启超，其志本不在国学，而是货币制度的改良。他先后任袁世凯政权的货币局总裁和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都旨在建立最终过度到金本位制的银本位制度。由于主权的不完整，受殖民列强的欺压，由于议会民主制的幼稚，由军阀和流氓弄权，最后他不得不放弃理想，重新拾起故纸堆整理国故。

03

发现货币形态本质特征的可能路径

今天的货币研究需要警惕三类误区。第一，将企业逻辑套用于主权货币，如视货币为股权之说早被明代文献证伪。第二，以现代概念曲解历史现象，贾谊劣币驱逐良币论述虽早于格雷欣定律千年，但二者的历史语境迥异，不可随意比附。第三，脱离历史纵深，片面地断言货币的本质即信用，有失偏颇。实际上，现代货币主义旗手弗里德曼的学术贡献，正源于其对美国货币史的精到和扎实的研究。

货币思想史和货币史的有效研究方法包含三重路径。

第一，结合考古实物材料，精读原始文献，通读今人研究文献为助力，捕捉历史文献的真实意蕴。比如，研读《管子·轻重篇》，在全面了解今人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需要通查全篇，同时还需与其他篇目关于整体社会的分析相结合。

第二，构建古今东西立体比较框架，在将西方和今天对象化过程中，把握历史时期货币思想的内涵和意义、贡献和局限。比如，在分析康熙晚期至乾隆前期的货币政策时，需对照苏格兰青年休谟在同期的经济思想，雍正时期休谟尚处学术成长期。而关于铜钱的流通，应以欧洲铸币减省和贬值为参照，洞悉中国铜钱流通的规律和思想家反对“惜铜爱工”的价值取向。中国钱币的科技分析证明，历代铜钱含铜量及技工费用之和总是超过面值。在货币作为价格刻度的前提下，“价值观决定价值”，不同时期思想家对于货币的认知和定位，实与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履行不可分离。

第三，只有理论思辨才能使历史活化，这是历史为今天所用的基本前提。货币思想史应与今天的货币金融理论嫁接，采用社会科学方法进行贯通的研究，才能发现历史上的思想家的思想深度及其经久性。只有以历史时期的货币思想为背景和参照，才能更加清晰地映照出今日相关概念和理论的限定性和指向性。乔治·梅森大学市场货币主义学派主导者斯科特·萨姆纳（Scott Sumner）教授的创新观点，即受益于思想史研究，在他看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许多观点和认识，作为1929-33年危机的应对策略，在1930年代的经济著作中早有充分的讨论。

04

今天的货币选择应如何向历史学习？

今天的货币选择，可以从历史中汲取丰厚的养料和启示。这里仅仅例举纸币的未来和比特币的前途。

纸币有着旺盛蓬勃的生命力。纸币时代的形成是由于技术、观念与制度的耦合作用。古代时期，“民间交子”只是社区货币或行业货币，受“生存约束”。官方纸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本身没有价值的纸币，是技术、观念与制度耦合作用的结果，其行用的好坏，关键在于制度。传统中国纸币的盛衰与王朝周期相对应。技术只是纸币产生和有效使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比特币/数字加密货币，在技术上解决了货币的特定功能和数量控制，但并非货币的完美形态和尽头。

比特币的出现无法形成对于纸币的革命。“比特币”去中心化的主张难以撼动主权货币地位，货币的生命力体现在它与商品和劳务的关系之中，体现在它对商品和劳务的获取能力上。人类历史的经验表明，只有主权政府才能承担起商品和劳务供给的终极责任。铜钱流通的历史证明国家力量不可或缺，新冠疫情期间口罩采购的政府责任、严格管制及租金的矛盾，都暴漏了纯市场理论的局限性。技术乐观主义需要审慎的反思，因为算法货币缺乏价值锚定，数字可篡改特性可能将摧毁电子货币的贮藏职能。信用手段都存在着缺陷，美元稳定币如果不能规范投资方向，有可能会变为一种新式银行。政策制定者应当深入学习货币史，才能冷静达观地面对眼前的一时一事，以免总是权宜应对，缺乏稳定有序的政策措置，既不利于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也破坏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追求。人类总是永远面临着风险管理的课题，而历史是获取解决危机钥匙的不可替代的途径。同时，处理时代面临的全新议题，需要认真阅读货币金融在内的人类经典文献，这样，实证和实际工作才能规避空洞的推论，让社会在最佳的轨道上前行。这本《传统中国货币金融思想导论》，旨在引入传统经典文献思考现实问题。它既是我自己的尝试性科研探索，也是利用自身探索的体会来引导公众理性应对货币金融问题。特别希望读者通读此书之后，面对我的文本，除了纠谬指正之外，一定有热忱积极的回响！

嘉宾讨论会

何平教授演讲完毕之后，特邀嘉宾近20人围绕《导论》的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原金融系主任贺力平教授、中国银行总行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宗良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系主任周建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封越健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系主任兰日旭教授、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周开国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副院长熊金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李黎力副教授先后作学术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刘凤云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倪玉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财政系主任吕冰洋教授、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马金华教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大校肖石忠研究员、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总编辑李静编审、东方出版社经济编辑室主任袁园编审，以及用友基金秘书长李振先生及项目主任冯丽婕女士，先后就何平教授的学术交谊和《导论》出版的意义做了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传统中国货币金融思想导论》一书的出版，是真正践行“两个结合”的学术实践。第一，以传统中国货币金融的思想资源重建货币金融理论，是传统文化和传统智慧在今天金融活动中活用和发挥功能的出发点。第二，古今中西的立体比较，对于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经济金融理论，建设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提出了可资借鉴的有益指引。第三，长时段的纵深的考察方法，将是合理的政策选择和经久的理论建设不可缺失的必要路径。除了从事经济史、财政史及货币史的嘉宾之外，与会嘉宾不少是当代经济理论、财政理论和金融理论的先锋学者。大家的共识是，货币史和货币思想史的长时段考察和思考方法，不应单纯是经济史专业学者的独享任务，恰恰相反，其功效和作用的发挥更需要现实经济理论工作者自觉地融入自身的学术思考和工作中。换句话说，只有对长时段经济现象及思想的熟稔把握，才能提出既基于当下实践又具有经久价值的现实理论。各位嘉宾祝贺何平教授以34年在财政金融学院的教学科研积累，以60年的人生体验形成的这本专著正式出版。本书的出版，必将嘉惠于学林和社会！讨论热烈，意犹未尽，活动延长到12点半，顺利结束！

观点整理人：杨尚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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