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在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对2026年经济工作作出系统部署。会议明确指出，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这一政策定调，是继2025年之后连续第二年将货币政策基调确定为“适度宽松”，意味着我国宏观政策取向由过去长期坚持的“稳健”转向更具前瞻性、针对性的逆周期与跨周期调节相结合的新阶段。

向国内外市场释放“稳增长压倒一切”强信号

我国货币政策基调历来构成一个动态调整的谱系，包括“从紧”“适度从紧”“稳健”“支持性”和“适度宽松”等不同表述。自2011年至2024年，长达十四年间，货币政策始终维持“稳健”基调。此次连续两年明确“适度宽松”，体现了党中央对当前经济运行特征的深刻把握和对中长期发展大局的战略考量。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与稳健政策相比，其差异不仅在于促增长的力度更大，还在于从总量稳定转向结构优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目标更加聚焦，即从稳增长和防通胀的平衡转向稳增长的优先。

刘英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经济顶压前行，供强需弱带来物价持续低位运行，社会融资需求偏弱，亟须货币政策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以推动经济稳增长。她指出，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确保流动性充裕，有效降低企业成本，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面对企业利润空间收窄、债务负担日益加重的现实，以及融资需求不足与债务周期调整的挑战，有必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修复整体信用状况。

刘英指出，社会消费信心在2022年出现了显著下滑，包括房地产价格的回落和投资的增速下降。这反映出企业对中长期贷款的需求疲软，居民部门消费率低落，以及居民消费信心尚未完全恢复，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企业中长期贷款意愿偏弱，居民部门杠杆率趋于下行。在此背景下，通过降准、降息、再贷款等结构性与总量性工具相结合的方式，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势在必行。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陆利平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的转变和延续，主要基于对当前中国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攻坚期”与“总需求不足周期”叠加的深刻判断。

“连续两年定调‘适度宽松’，表明我国当前的有效需求不足并非短期波动，而是需要持续通过逆周期调节来对冲的中长周期压力。打破‘稳健’惯性，旨在向国内外市场释放‘稳增长压倒一切’的强信号，确立长期宽松的‘预期锚’，防止政策‘急转弯’损伤复苏根基。”陆利平分析指出，此外，这是为了配合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落地。2026年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比如扩大赤字、发行特别国债，这需要货币政策在市场上提供充裕的低成本资金，防止政府发债产生“挤出效应”。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认为，当前经济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等风险，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并协同财政政策发力，核心在于构建“政策协同效应”，避免流动性淤积。这基于新凯恩斯主义预期理论，强调政策传导效率与实体需求匹配，防止“政策空转”，为经济复苏提供精准支撑。

为世界经济提供“稳定锚”“需求锚”

当前，在国际经贸摩擦加剧、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外部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的背景下，我国需要通过强化自身确定性对冲外部风险。

刘英表示，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和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连续两年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致力于扩大内需和稳定资产价格，通过利率传导、信贷扩张、汇率稳定向国际传导，为全球经济注入流动性，为世界提供稀缺的“稳定锚”。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徐德顺认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是应对复杂的外部货币金融经济环境的需要，尤其是防范和减弱个别国家不负责任地利用其主权信用货币的优势、不惜以邻为壑而产生的外溢效应。另一方面，为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需要金融发力来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我国连续两年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着力扩大内需、稳定资产价格，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积极践行‘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徐德顺告诉《中国报道》记者，通过稳住14亿人的超大市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这为动荡的世界经济提供更多的确定性和稀缺的“需求锚”。

撰文：《中国报道》记者 王金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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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赵珺 张利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