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个月的多轮讨价还价和调整，如今这些贸易协议已经初现端倪。

自4月初特朗普公布对全球多国实施对等关税以来，全球贸易体系便进入了一个动荡和重构的阶段，在多次延期后，白宫最终公布了重新调整后的对69个国家的“对等关税”税率，并明确表示于8月7日批量生效。

例如，对英国实施10%的税率；而像韩国这样与美国达成协议，对美国有小规模贸易顺差的国家，税率则为15%；对于那些没有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则被征收更高的关税，例如瑞士为39%、南方为30%、印度为50%。

目前来看，随着这些关税开始生效，特朗的贸易策略也变得更加清晰，并将更直接地影响全球贸易体系。

现在尚未落地的“靴子”就只剩下中美贸易谈判，这场备受关注的谈判也注定了将在另一个框架和时间线上推进。

而真正令我们关注的，仍然是8月7日实施后的美国关税，会带来哪些影响，更重要的是，其中涉及到禁止转运的条款，又会如何影响我国及其贸易伙伴的关系？

回顾今年4月初，对等关税的计算方式，是根据各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程度来决定的。在经过三个多月的谈判和调整后，新一轮的关税调整方案也浮出水面。

根据白宫在7月31日发布的行政令，各个国家被分为三个部分，行政令附件中未被列明的经济体，则统一适用10%的税率。

其中被列明的国家则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或对美国有小额商品逆差的经济体，这类国家的税率为15%，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欧盟、日本、韩国、以色列、约旦等等，占比较大。

第二类则是那些没有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且对美国有大规模贸易逆差的国家，这些国家会面临更高的税率，最高的国家是印度和叙利亚，税率分别是50%和41%，老挝和缅甸为40%。

在亚洲经济体中，越南被征收20%的关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等国家则面临19%的关税。整体来看，东南亚国家目前面临的关税水平，和4月份比起来都有所下降。

在主要经济体中，印度一开始面临25%的关税，后因为购买石油等问题，在8月7日之前被加码到50%；瑞士面临39%关税，这个不属于欧盟的独立经济体，原本跟美国敲定10%关税协议，但在7月31日，特朗普与瑞士财长通话后，认为后者语气过于“说教”，几个小时后特朗普宣布39%的惩罚性关税，甚至高于4月份的31%。

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和墨西哥作为美国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也面临着重税，其中没有纳入《美墨加协定》的部分商品被征收35%关税，墨西哥则面临25%的关税。

以上，就是美国和其贸易伙伴的主要关税税率。除此之外，在这些关税框架中还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如果有国家或地区通过第三地转运的方式规避关税，其商品将被征收40%的转运关税。

第二，新税率在8月7日正式生效，但此前还是有7天的缓冲期，8月7日生效前，各国还有一个谈判、尝试降低关税的时间窗口。

但更低的税率，往往也意味着其他代价。

以日本为例，日本原本面临25%的关税，但在同意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以重振其核心产业，并进一步开放本国市场后，日本成功将关税降至15%。

同样的，欧盟也通过承诺在2028年前购买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并进行6000亿美元的投资之后，获得了15%的关税税率。

国际经济研究院的简报指出，若关税在8月7日后仍高于15%，可能需要在购买美国商品和投资方面做出额外承诺，才能获取15%的优惠档，而此机制已经成为新关税框架的核心特点。

随着全球贸易被特朗普开始重塑，这一体系背后释放的信号也非常清晰：全球贸易正从“效率优先”走向“地缘优先”。

对我国而言，影响也不可谓不大。

美国的关税策略，其目的是什么？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其一是要将制造业带回美国，其二就是要提高美国的收入。

目前制造业带回美国，这一点还没有达成，但美国的收入，的确因为关税而上涨。美国财政部报告，美国6月关税收入达到272亿美元，带来单月270多亿美元的预算盈余，创下2017年以来新高。

7月8日，美财长贝森特在白宫明确表示，美国今年已经收取约100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随着贸易策略的不断推进，这一数字到年底可能增长到3000亿美元。

300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换算成人民币那就是2.1万亿。

除了关税收入大涨，美国的贸易逆差也在减少。同期，美国贸易逆差同比下降16%，为近两年来最低水平，其中与我国的贸易差距更是缩小了三分之一，是2004年以来的最小差距。

特朗普关税所带来的经济红利，还在持续。

当然，红利背后，代价也异常高昂。目前美国通胀压力已经开始显现，6月美国CPI年增率升至2.7%，创近期新高。耶鲁预算实验室估计，平均美国家庭因关税要多支出2400美元。

除了美国的表现，最引人瞩目的还是我国会在这场新贸易秩序下，受到怎样的影响。

这次白宫公布了针对69个国家的关税税率，但最重要的靴子还没有落地，那就是中美关税协定。

目前中美关税还没有落地，但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和东南亚国家签订的贸易协议中已经明确表示，对于转运第三国的商品，将征收高达40%的惩罚性关税。

这意味着，我国通过东南亚或墨西哥进行转运的贸易链条，势必会面临重组。

重组意味着什么？

首先代价和成本就非常高。

自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华加征关税以来，我国企业就开始出海东南亚或墨西哥，他们在哪里建厂组装，再运送我国的零部件过去，这项生意一直做到特朗普第二任期归来。

但随着特朗普对转运商品加征40%的关税，这势必会对我国传统制造业造成直接且深远的冲击。

特别是那些长期依赖美国市场的中小企业，他们原本依靠高效率、低成本的模式参与全球供应链，如今却不得不面对订单骤减、利润被压缩甚至被迫暂停出口的现实。

这不是一次正常的市场波动，而是一次结构性的外部冲击。

而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如何界定转运商品也有挑战。

例如，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如果产品在当地制造过程中增加了至少40%的价值，或者被实质性转型为新产品，比如iPhone的零件在当地组装成整机，就会被视为当地产品。

但特朗普的转运商品定义，是否会遵守WTO的规则，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除此之外，在东盟内部，一件在越南组装、但也含有大量我国零部件的电子产品，如何界定其原产地，也将成为争议的焦点。

以美国的角度来看，既然制定了转运商品40%的关税税率，大概率也意味着，美国不会单纯认同WTO的转运商品定义，否则美国就没有必要加这一条规则限制。

因此，理论上美国对转运商品的定义会比WTO还要严格，其本质目的，就是为了遏制我国制造业出口。

对我国来说，一旦美国对转运商品定义严格，那么一定会加大我国企业合规的成本，这种做法还有可能引发我国与周边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重组。

毕竟不管是越南还是墨西哥，最终他们的出口目的地都是美国。

对我国制造业来说，这是全面升级的临界点；而从消费的角度来看，它也是反过来迫使我国向消费转型的又一外部因素。

正如美财长贝森特自己所说，他认为我国需要转型为消费经济体，而转型的一大因素之一，就是贝森特所认为的“外部冲击”。

现在，这个冲击已经来到，且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大，还要全面。

这是危机，但同时也是巨大的机遇。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