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我国严格禁止虚拟货币交易后，处置涉案虚拟货币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不少虚拟货币被封存在电子钱包里。如今，北京市公安局法制总队与北京产权交易所创建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合作机制，激活了这些“沉睡资产”。

创新处置方案

5月23日，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涉案款专用账户转入了一笔特殊款项：7000余枚涉及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的虚拟货币，通过香港合规持牌交易所出售变现，所得价款回流入境申报结汇后转入。

北京处理涉案虚拟货币为何要借道香港？202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对境内虚拟货币交易进行严格限制。“内地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依法查扣的虚拟货币需要处置变现后返还给受害者或上缴国库，但政策又禁止虚拟货币通过交易平台集中交易，导致处置起来极为困难。”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杨东教授表示，政策本意是遏制虚拟货币违法行为，但在实际操作中容易陷入“违法错觉”和“合规枷锁”。

既往实践中，已有多地自行摸索处置路径，例如委托第三方处置、专门成立处置公司、发行方回收等。“方式各不相同，但都存在风险。”杨东认为，这些方式与监管政策可能有所冲突，而且容易产生技术风险、操作风险、廉政风险，与外汇管制相关法律法规也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

由于处置起来合规风险高、易引发质疑争议，一些公安机关面临涉案虚拟货币“扣押容易变现难”的尴尬局面，“宁可不处置也不冒险处置”的观念较为突出。

虚拟货币具有匿名性、去中心化和跨境流通性，保管成本较高。杨东提到，如果涉案虚拟货币长期“冻结”、不做处理，可能由于保管单位或个人技术不足、经验不足造成丢失、折损，也可能由于监管不足而发生职务犯罪等违法违规行为，而且虚拟货币价格在波动，长期封存存在价值波动风险。

顺义分局法制支队涉案财物管理中队中队长王志民对此深有感触。当顺义分局在3月7日收到区法院《委托执行函》，受托对依法判决的涉案虚拟货币进行处置时，他心里很清楚：“尽快地、妥善地进行处置，才是对其安全性的最大保障。”但如何处理、谁来处理，王志民心里打鼓。

难以变现堵塞了打击虚拟货币犯罪的“最后一公里”。“这是困扰执法工作的难题，也是一线执法的迫切需求。只有形成一套完整、合规的标准模式，确保主体的适格性、程序的规范性、过程的安全性、变现价格的公允性，我们才敢于‘放到桌面上’来处置。”北京市公安局法制总队政委刘彦说。

打造“北京样本”

2024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法制总队代局制定涉案虚拟货币规范管理工作指引，并联合北交所探索打造涉案虚拟货币跨境处置“北京样本”。

之所以选定北交所，源自2017年北京市公安局与北京市财政局搭建实物上缴国库“绿色通道”以来，北京市公安机关一直将需要上缴国库的涉案财物实物移交给市财政局指定的北交所进行处置，截至目前已累计处置涉案财物500余万件。

“这为我们联合创建‘北京样本’打下了良好基础。”北京市公安局法制总队涉案财物管理支队支队长曹文建告诉记者，“北京样本”既要确保涉案财物价值，又要保证程序合规、不触碰红线——不是闯红灯，而是装信号灯。

双方先搭建起移交、出售、回流的基本框架，再对保证金交纳、保留价计算等细节一一打磨，并联动相关部门逐项梳理、不断完善。“每一个环节的背后都是一大摞研究材料和多次协商研判，必须环环相扣。”曹文建说。

经过半年的反复推敲和模拟，2024年12月，“北京样本”终于成型，其主要流程是：公安机关将涉案虚拟货币实物委托给北交所处置，北交所选定专业服务机构对涉案虚拟货币进行检测、接收、移交等操作，并通过香港合规持牌交易所公开变现出售，结汇转入公安机关涉案款专用账户，后续依法没收上缴国库或者发还被害人。

杨东评价：“这一创新模式相对而言合规性更高。”从合法性来看，通过香港合规持牌交易所出售变现，进行严格的反洗钱审查，不违背国家禁止境内开设交易平台等有关规定；从公允性来看，处置时按照财政部《罚没财物管理办法》设置保留价，询价后以最优报价成交，确保成交价格公允；从安全性来看，服务机构需预先提供履约保证金，并由公安部第一研究所提供技术支持，处置全程接受监管。

“将涉案虚拟货币纳入‘实物处置’范围，委托给北交所处置，专业合规，更加高效。”刘彦提到，境内外联动的模式，不仅能够解决境内处置的法律障碍，更可通过“司法互助安排”，为跨境司法协作提供实践范例。

按照流程设计，以协议方式所确立的多部门协同，可以保障虚拟货币的移交、询价、交易、结汇与入账等环节有序完成。经过多次论证，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就绪，3月29日，法制总队指导顺义分局与北交所签署《虚拟货币处置业务协议》。

仍需规范完善

5月23日，顺义分局对涉案虚拟货币成功处置。随着资金安全回流，转入分局涉案款专用账户，王志民松了一口气，“我们预先拿到了履约担保，交易当天各方都有人在现场，处置过程全程录音录像，比预想中的更放心、更顺利”。

“首宗案例的成功证明了该模式的可行性，也为其他分局、业务单位提供了有益借鉴。希望专业人士继续向我们提供建议，让这一模式更规范、更完善。”曹文建介绍，5月27日，北京市公安局法制总队代局与北交所签署《涉案虚拟货币处置业务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北京样本”全面落地，正式构建起从虚拟货币查扣到法定货币入账的“操作可审计、责任可追溯”全程留痕闭环。

“‘北京样本’是在现行政策和法律框架下对于涉案虚拟货币处置的一次探索，我们将秉承稳慎的态度推动其在更大范围内落地。”刘彦表示，法制总队要求各区公安机关将所有涉及虚拟货币处置的案件向市局报备，在指导下稳妥办理，并组织一线办案民警加强专业培训，提升防范和打击虚拟货币犯罪的能力。

数字经济发展给执法带来全新挑战，北京的探索为涉案虚拟货币处置提供了“解题思路”，各地仍在寻找更优解。“虚拟货币发展迅速，立法和监管政策需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及时调整监管举措。”杨东建议，继续优化“北京样本”并拓展资产类别，为全国司法机关处理虚拟货币提供可参考的选择，也为相关文件的出台提供有价值的经验。

杨东表示，不仅要化解当前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困境，还要形成系统性的虚拟货币处置策略。一方面，明确涉案虚拟货币的法律地位及相关部门的处置权责，对虚拟货币根据其经济本质、应用场景和流通条件等进行分级分类划分，解放司法处置的思想包袱；另一方面，探索统一收缴托管、域外处置、主权基金运营等虚拟资产管理新模式。（经济日报记者 曾诗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