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来，美国政坛似乎陷入了一个奇怪的循环。每当华盛顿决定集中力量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时，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出现，打乱美国的进程，仿佛有什么神秘力量在背后阻止它继续推进。这种情况并非偶然，而是过去30多年中，多个政府交替的过程中反复上演的情形。

1993年5月28日，克林顿总统在华盛顿签署了《行政命令12850》，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直接挂钩。这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表态，而是通过行政命令这一政策工具明确表示，美国在冷战后期拥有的强势地位，允许它通过制定规则和贸易条款对中国施加长期压力。当时的假设前提是，外部环境会保持稳定，美国有足够的时间慢慢施压。然而，现实并未按照这个计划发展。

1994年，朝鲜半岛局势突然变得紧张，核问题的出现让地区安全形势迅速恶化。美国很快意识到，影响地区稳定的关键因素不再是贸易条款，而是安全形势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针对中国的政策逐渐冷却下来。这并非立场发生改变，而是因为现实环境迫使美国将优先事项重新排序。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中美关系虽然存在摩擦，但基本保持了稳定，直到1999年南联盟事件发生。那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在贝尔格莱德被美国轰炸，这一事件使得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美国国内的强硬声音也随之增多，但由于持续对抗可能带来更大的代价，压力并未持续升级。

美国很快调整了策略，推动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原本准备好的长期施压路线被重新包装为接触、整合的政策，首次系统性地开展遏制中国的计划，但这一政策并未走多远。进入21世纪后，小布什政府上台，在竞选期间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在上任初期就频繁涉及对台军售等军事问题。2001年4月1日，美军EP-3E侦察机与中国军机在南海上空发生了撞机事件，导致美军机被迫降落在海南省陵水机场，24名机组人员被扣留。

这一事件一度让中美两国关系紧张至几乎破裂，华盛顿内部对如何应对产生了激烈讨论，甚至考虑了军事对抗措施。但很快，另一件事改变了局势。同年9月11日，美国本土发生了恐怖袭击，纽约和华盛顿成为袭击目标，国家安全重点转向了反恐战斗，中东成为主要战场，对中国的遏制策略被迫搁置，因为美国的资源和精力都转向了应对突发的国内和国际问题。接下来的十多年里，美国主要集中精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财政、军事和外交资源几乎全数投入中东。

而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则迅速融入全球产业链，经济规模日益壮大。中美关系的主线逐渐从对抗转向合作，尽管仍然存在分歧。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意识到了这一空档期，政策文件中开始出现了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等口号，其目的是将美国资源从中东转移出来，重新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但现实再度打乱了这一计划。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经济恢复缓慢，美国的外部压力也相对减小。

与此同时，中东局势再次出现动荡，利比亚、叙利亚和埃及的局势相继恶化，美国不得不多次介入。虽然美国在南海采取了一些行动并发表了一些声明，但难以持续投入，尽管战略设想已经形成，但执行过程中却一次次被打断。特朗普上台后，局势发生了变化，他是第一个公开、全面对华对抗的总统，采取了贸易战、科技封锁和产业链调整等同步行动，对抗不再隐晦。

到了2019年，美国明确把中国视为主要对手，相关的政策文件、法律和行政措施接连出台。华盛顿认为，这一次时机已经成熟，可以长期推动对华遏制。然而，2020年全球爆发的新冠疫情让美国陷入了严重的危机，经济下滑，社会矛盾加剧，选举冲突不断，国内问题迅速成为政策中心。原本计划持续对华施压的策略被迫中断。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路线，2022年签署了《芯片与科学法案》，并在同年10月出台了对先进芯片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出口限制，进一步加强了对华竞争的长期化。

然而，同年俄乌冲突全面爆发，欧洲成为新的战略重心。中东局势仍然时有反复，美国不得不在多条战线上投入力量，尽管对华竞争持续进行，但现实又一次将美国的注意力分散。回顾这几十年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美国一直在制定对华遏制的计划，但每次制定计划时，它都会假设外部环境是可控的。

然而，一旦全球发生突发事件，这一假设就不再成立，战略的优先级被迫发生变化，对华政策因此退居二线。这种情况已经在过去30多年中反复发生。并不是偶然，也不是运气问题，而是美国长期高估了自己的多线操作能力，战略布局过于宽泛，任何一个外部因素的变化都会引发连锁反应。因此，每当美国决定全力对抗中国时，总会出现各种障碍，打断其推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