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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

文：王朝勇

随着区块链技术以惊人的速度迭代革新，虚拟货币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态势。仅2024年，全球虚拟货币交易规模便已突破15万亿美元，日均交易量更是高达400亿美元。这种交易的繁荣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金融安全隐患。虚拟货币依托区块链技术，具备的匿名性、便捷性、跨国性等特征，成为了不法分子眼中的“洗钱利器”。

其匿名性体现在交易过程中，用户只需通过一串加密的数字地址进行操作，无需像传统金融交易那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例如，毒品、枪支等非法交易常使用比特币结算，交易双方身份完全隐匿，资金流向难以追踪。便捷性则表现在交易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只需一台联网设备，就能在瞬间完成跨国界的资金转移。曾有跨国诈骗团伙，利用虚拟货币在短短数小时内，将国内受害者的数千万元资金分散转移至全球数十个钱包地址。而跨国性更使得监管难度呈指数级上升，不同国家和地区对虚拟货币的监管政策差异巨大，部分国家持开放态度，部分国家严格限制，这种监管漏洞为洗钱者提供了“避风港”。

近年来，虚拟货币正借助其去中心化、隐私性、匿名性等特点，成为新型腐败的重要一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曾发文指出，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是传统腐败在外在形态上的伪装变异、翻新升级。收受虚拟货币行为不是孤立的、单一的危害行为，因为虚拟货币相关交易在我国具有非法属性，该受贿行为可能会形成一条上下游牵制的犯罪链条，从上游的非法经营罪到下游的洗钱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同时侵害了我国的金融监管秩序、公务人员廉洁秩序和司法机关查处犯罪行为的侦查秩序。面对虚拟货币洗钱带来的新挑战，国家反腐工作也在不断调整和加强。最高检联合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等有关部门开展打击治理洗钱违法犯罪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年），联合国家监委、公安部印发《关于在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加强反洗钱协作配合的意见》，持续加大惩治洗钱犯罪力度。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4年8月19日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将通过“虚拟资产”交易列为洗钱方式之一。在国家反腐新形势之下，相关部门正通过加强监管、完善法律和加强国际合作等手段，积极应对这一挑战。然而，虚拟货币的复杂性和跨国性特点，打击此类犯罪仍面临诸多困难。

一、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态势

在当下，虚拟货币洗钱犯罪已然呈现出极为迅猛的爆发式增长势头，其扩张速度令人咋舌。涉案金额更是从以往的数十亿级别跃升至如今的数百亿级别，虚拟货币毫无争议地成为了主流洗钱渠道之一。此类犯罪所涉及的案件类型极为广泛，频繁出现的虚拟货币洗钱的身影，宛如一条隐藏在黑暗中的“毒蛇”，不断侵蚀着社会的经济秩序与安全根基。

2024年下半年，公安机关成功破获了一起震惊全国的特大虚拟货币洗钱案件。该案件涉及多个跨境犯罪团伙，他们相互勾结，利用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为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活动提供资金转移和洗白服务。经调查发现，这些犯罪团伙在短短数月内，通过复杂的虚拟货币交易操作，成功洗钱金额高达400亿元人民币，受害者遍布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虚拟货币洗钱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犯罪分子充分利用其去中心化、匿名化以及全球化的特性，构建起了一套极为隐蔽且复杂的洗钱模式。他们往往借助虚拟货币地址，将非法所得资金进行拆分、打散，就如同将脏水混入无数条溪流之中，使得监管部门和执法机关难以追踪资金的真实来源与去向。

在一些典型案例中，犯罪分子会先将非法获取的资金兑换成比特币、以太坊等主流虚拟货币，然后通过多个去中心化交易平台进行多次币币交易，将虚拟货币在不同钱包地址之间频繁转移，经过层层混淆后，再将其兑换回法定货币，或者直接用于购买房产、奢侈品等资产，以此完成洗钱过程。这种复杂的洗钱手段，不仅增加了案件侦查的难度，也给金融监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虚拟货币洗钱已不再是个别犯罪分子的零散行为，而是形成了一条完整且严密的产业链。在这条产业链中，团伙内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从上游负责获取非法资金的犯罪分子，到中游专门从事虚拟货币交易操作的“技术人员”，再到下游负责将洗白后的资金进行合法化处理的人员，每个环节都紧密配合，宛如一台精密运转的犯罪机器。

上游犯罪团伙，如电信诈骗集团、网络赌博平台等，通过实施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获取大量非法资金后，迫切需要将这些资金洗白，使其合法化。于是，他们便与中游的虚拟货币洗钱团伙建立联系，将非法资金交付给他们。中游的洗钱团伙则利用自身掌握的专业技术和资源，通过在国内外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上进行复杂的交易操作，将非法资金转换为虚拟货币，并通过不断转移、交易虚拟货币，模糊资金的来源和流向。在此过程中，他们还会借助国外社交软件和视频会议软件等工具，与上下游犯罪团伙进行秘密通联，确保洗钱活动的顺利进行。下游的犯罪分子则负责将经过洗白的虚拟货币再次转换为法定货币，或者将其用于投资合法生意、购买资产等，使非法资金彻底融入正常的经济活动中，难以被察觉。

在当前反腐及国家大力保障金融安全新形势下，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危害更加凸显。在反腐层面，虚拟货币因其特性，成为新型腐败的重要一环。公职人员收受虚拟货币，不仅自身行为构成受贿犯罪，还因虚拟货币相关交易在我国的非法属性，极易牵扯出上下游一系列犯罪行为，从上游的非法经营，到下游的洗钱、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严重侵害我国金融安全、公职人员廉洁秩序。在金融安全方面，大量虚拟货币洗钱活动干扰了正常的金融交易秩序，使得金融监管机构难以准确掌握资金流动真实情况，削弱了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和精准性。同时，虚拟货币洗钱与各类金融犯罪交织，如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一旦形成系统性风险，将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造成巨大冲击。

《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通过“虚拟资产”交易列为洗钱方式之一。根据《解释》，通过“虚拟资产”交易、金融资产兑换方式，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这一司法解释的出台，不仅为打击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法律依据，也充分反映出此类犯罪在当下的严峻形势与高发态势，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面对如此严峻的虚拟货币洗钱犯罪形势，我国政府和执法部门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持续加大打击力度。公安部、最高检等相关部门多次召开专题会议，部署打击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专项行动，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对虚拟货币洗钱犯罪保持高压态势。同时，加强国际司法协作，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执法机构共享信息、联合行动，共同打击跨境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活动，努力切断犯罪分子的资金通道，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

二、法律适用难题

在虚拟货币洗钱罪案件中，虚拟货币法律属性认定是关键。我国虽未认可其货币地位，但多份文件明确其为虚拟商品，部分法院判决也倾向肯定其财产属性。不过，实务中对虚拟货币是否具备刑法意义上的价值及价值计算方式存在不同意见。虚拟货币洗钱行为认定复杂，其交易涉及多方主体和多种行为，不同行为性质和法律责任认定有争议。如提供虚拟货币交易场所或服务的平台，其责任认定需考虑是否明知交易违法及是否采取措施。洗钱罪与其他相关罪名界限模糊，在虚拟货币洗钱案件中，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易混淆。如行为人明知虚拟货币资金来源非法仍提供帮助，需综合考量主观明知程度、行为方式和作用等因素，准确认定罪名。

《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洗钱犯罪主观认识的审查认定标准。认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应当根据行为人所接触、接收的信息，经手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种类、数额，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移、转换方式，交易行为、资金账户等异常情况，结合行为人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供述和辩解，同案人指认和证人证言等情况综合审查判断。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确实不知道的除外。这对于虚拟货币洗钱案件中，判断相关人员对虚拟货币资金非法来源的主观认知，提供了更为细致和可操作的标准。在虚拟货币交易中，交易主体往往较为复杂，资金流转迅速且隐蔽，通过这样的综合审查判断标准，有助于更准确地认定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三、证据收集与审查难点

虚拟货币交易记录多存储于去中心化网络或境外服务器，我国缺乏有效跨境调取手段，导致部分关键证据难获取。且犯罪分子常利用加密技术保护交易信息，增加破解难度。虚拟货币交易去中心化、匿名化，交易主体身份信息与交易记录关联性弱，即使获取交易记录，确定实际交易主体身份也困难。犯罪分子还常冒用、盗用他人身份进行交易，进一步加大身份核实难度。电子证据易被篡改、删除，且虚拟货币交易产生的电子证据数量庞大、格式复杂，审查判断需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如何确保电子证据真实性、完整性，从中提取有效证据，是司法实践面临的挑战。

在虚拟货币洗钱案件的证据收集与审查方面，《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虽未直接针对具体操作层面给出详细指引，但从整体法律适用的规范角度来看，其明确洗钱犯罪相关认定标准，为证据的收集方向和审查要点提供了宏观指导。例如，由于要综合判断行为人对上游犯罪所得的明知情况，那么在证据收集时，就需要围绕行为人接触的信息、资金交易情况等多方面展开，收集能够反映这些要素的电子证据等各类证据。在审查证据时，也需对照《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主观明知认定的标准，判断所收集证据是否足以证明相关人员在虚拟货币交易中的洗钱故意与行为。

四、犯罪数额认定困境

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大，不同时间、平台价格差异明显，确定犯罪数额时，以何时、何地价格为准无统一标准。采用交易发生时价格，价格波动可能致犯罪数额认定不准确；采用案发时价格，可能因市场变化无法反映犯罪行为实际危害。部分虚拟货币洗钱案件中，资金流转复杂，涉及多次虚拟货币与法定货币兑换、不同虚拟货币转换及多个交易环节，难以准确追踪每笔资金流向和确定犯罪所得金额。尤其犯罪分子故意混淆资金，将非法资金与合法资金混同，增加犯罪数额认定难度。

《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于洗钱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间接与犯罪数额认定相关联。洗钱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且具有多次实施洗钱行为；拒不配合财物追缴，致使赃款赃物无法追缴；造成损失二百五十万元以上；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在虚拟货币洗钱案件中，准确认定犯罪数额对于判断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程度至关重要。然而，虚拟货币价格的极度不稳定性以及资金流转的复杂性，使得在参照这一标准时，如何精准确定符合条件的洗钱数额成为难题。这需要司法实践中进一步探索针对虚拟货币特点的犯罪数额认定方法，以确保法律适用的准确性与公正性。

五、国际司法协作挑战

虚拟货币交易突破国界限制，洗钱犯罪常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需要国际司法协作打击。但不同国家和地区对虚拟货币监管政策和法律规定差异大，有的承认其合法地位，有的严格限制或禁止，给国际司法协作带来障碍。在虚拟货币洗钱案件国际司法协作中，跨境调查取证、资产追缴等程序复杂，需不同国家和地区司法机关密切配合，受司法制度、法律程序和国际关系等因素影响，协作效率和效果难以保证。此外，虚拟货币交易匿名性和去中心化特点，也增加跨境追踪资金流向和查明犯罪事实难度。

《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在打击洗钱犯罪包括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方面与国际接轨的决心。随着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国际化趋势加剧，我国积极通过司法解释明确相关法律适用，有助于在国际司法协作中，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表明我国打击此类犯罪的法律立场与标准，为跨境调查取证、资产追缴等协作事项提供法律依据支撑。然而，由于各国对虚拟货币监管政策的巨大差异，如何在国际司法协作中，基于《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协调不同法律体系下对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认定与打击，仍是需要持续探索与解决的问题。

面对虚拟货币洗钱罪案件的诸多前沿问题，我们法律从业者需不断学习研究，提升专业能力。在办案中注重证据收集审查，准确适用法律，加强国际司法协作交流，为打击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维护金融秩序贡献力量。

作者介绍

王朝勇律师

王朝勇，律师、仲裁员。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京师律所全国刑事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兼职导师、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研究生兼职导师、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实务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务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虚假诉讼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高级研究员 、北京市监察法学研究会研究员、北京市监察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著有《十大重点罪名案例精选》《洗钱罪——类案释解与法律实务》《开设赌场罪——类案释解与法律实务》《说赢就赢——虚假诉讼案件一本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一本通》《民间借贷——新型疑难复杂案例精选》《说赢就赢——虚假诉讼案例指导》《有效辩护之道——我为法律人辩护》《扫黑除恶——司法观点与辩护要点》《说成就成——律师点评大要案》、《说过就过——司法考试通关大全》《中学生法治教育读本》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