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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2日,美国的解放日这天,特朗普声称美国正面临一场“由外部经济结构引发的国家安全危机”——贸易逆差高企、制造业空心化、芬太尼泛滥、移民失控,于是动用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直接颁布行政令,宣布对全球所有贸易伙伴加征“对等关税”。
欧盟、日本、印度、韩国、英国等传统盟友和合作国统统被砍一刀,平均加税20%以上……
在特朗普的构想中,这是一场“一箭三雕”的操作:
用关税胁迫盟友做出政治让步;用高成本把制造业从中国等国拉回美国;顺便还能在选民面前展示“保护美国工人”的强人形象,拉升选情。
但效果却完全相反。
消息公布当天,美国三大股指大幅震荡,道琼斯指数盘中一度下跌逾600点;中小企业和零售组织纷纷表示“连货都不敢下单”;消费者则开始囤货预防价格上涨。
中国更是迅速宣布对美启动“对等关税”机制,硬刚到底。
如果说这场关税战的战火由白宫点燃,那么第一枚精准的回击,
并不是亚马逊、英特尔或通用电气这些跨国巨头,
而是五家看似“微不足道”的地方性小企业:
1,VOS Selections,纽约本地的葡萄酒进口商,由于必须提前一个月申报定价,面对突如其来的关税根本无法调整,只能硬着头皮亏本卖酒,连带影响全球供应链中的小农场主。
2,FishUSA,宾夕法尼亚州的钓具零售公司,数十款主打产品原料来自中国、肯尼亚和韩国,关税加码后,公司不得不暂停订单、冻结库存。
3,Genova Pipe,在七个州设厂的管材制造商,其出口加拿大的工厂被迫减产,原材料涨价让企业两头受压。
4,MicroKits LLC,一位工程师创办的电子教育设备初创公司,采购端靠进口、制造端靠本地,如今被“政策突袭”搞得焦头烂额。
5,Terry Precision Cycling,佛蒙特州的女性骑行服装品牌,因海外生产而背上高达145%的关税,“我们连坚持三个月的能力都快没了”。
纽约本地的葡萄酒进口商的官网
这些企业联合自由司法中心(Liberty Justice Center)起诉特朗普,主张总统滥用职权,非法借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对全球加征关税,已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正常经营,甚至面临倒闭危机。
与此同时,纽约州、加州、俄勒冈州等12个以民主党为主导的州民主党总检察长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U.S. 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提起诉讼,这些州强调,关税导致物价上涨、市场动荡和经济不稳定。
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克里斯·梅斯(Kris Mayes)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很清楚:“总统完全没有法律权限发布这些关税……这不仅是经济上的鲁莽行为,更是对宪法和行政权力界限的侵犯。”
2025年5月28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三位来自不同政治背景(里根、奥巴马、特朗普)任命的法官组成合议庭,几乎一致裁定:
IEEPA并不授权总统对全球征收惩罚性关税,因为征税权属于国会,这是美国宪法确立的基本秩序。
法官们的措辞非常克制,但充满分量:
“总统权力不应无限上扬,尤其当其影响对象是美国人民本身。”
法官的立场是:
你可以用IEEPA对敌国动刀,但不能用这把刀对着自己的人民。
https://www.cit.uscourts.gov/sites/cit/files/25-66.pdf
在法院裁决公布时,市场反应立竿见影——
黄金跳水;美元指数日内涨幅扩大,突破100关口;美股期指涨幅也扩大了,纳指期货涨幅超 1.5%,标普 500 指数期货涨幅扩大至 1.2%,道指期货涨 1%。
当然,聪明的你也应该也想到了:
判决书落地的那一刻,白宫立即跳出来表示“坚决反对”。
白宫发言人库什·德赛痛批这项裁定“削弱了国家安全基础”,甚至抛下一句颇具煽动性的评论:
“国家紧急状态与否,不应由未经选举产生的法官来决定。It is not for unelected judges to decide how to properly address a national emergency"
一时间,似乎美国进入了“法官 vs 总统”的制度内战。
但稍加推敲,就会发现这更像是一场配合默契的“政治合唱”——
法院唱白脸,白宫唱红脸,台下观众(即民众与市场)各取所需,戏剧效果拉满,权力退场体面。
因为,背后的真实情况是:
特朗普其实已经不想再收这笔“越收越吃亏”的关税了。
但他不能直接承认失败,否则就会被选民嘲笑,被对手讽刺,被党内质疑,就是“自己打自己脸”。
他需要一个“外部事件”来为政策退场提供理由,
而法院的裁决恰好提供了这一台阶,特朗恰好可以就坡下驴。
所以你可以看到,白宫的反应非常有趣:
表面愤怒、法理反击、快速上诉——但没有任何强烈的实质抗命动作。
为什么?因为这正是他们需要的:
通过“让司法背锅”来达成政策转弯。
甚至共和党内部也对此心知肚明——一位参议员私下表示:
“我们不能指望选民支持涨价,但我们也不能让特朗普直接承认错误。”
所以这场法律战,也是一种政治调解:
既为特朗普争取了“退而不败”的舞台效果,也给民主党一个宣称“我们赢了法治”的高光时刻,更让资本市场获得所需的确定性,哪怕只是一小段喘息。
司法裁定不再只是法律本身,它成了一场典雅精致的“闹剧退场仪式”。
法院判了,特朗普也演了,但事儿还没有完。
因为美国政府目前手里还有不少“备胎法案”——
比如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允许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征收临时关税(为期150天);
第301条则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对“贸易不公行为”发起调查并征税,这正是上一轮美中关税战的法律基础;
还有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赋予总统在遭受“不合理待遇”时施加报复性关税的权限,最高可达50%。
这些工具更符合程序正义,也更容易获得国会或跨党派的政治支持,要知道民主党也是希望加关税的。
这也就是说,未来的美国政府,依然可以“对中国加税”,只是需要换个说法,换种包装,换套流程。
所以未来有极大的可能,我们将迎来“第二阶段的关税战”,而且它跟“第一阶段”会有本质区别:
第一阶段,是特朗普总统一个人决定对谁征税、征多少、什么时候收、以什么理由收;
第二阶段,是美国这个国家,在国会、法院、各州、行业组织、智库的多方博弈中,计算着对谁征税更划算、对哪些产品征税不会反噬自己、怎样的关税能逼迫对方让利而不是翻脸、哪些环节还能再让对方“掏一次钱”。
他们会把贸易问题变成一个巨大的经济模型,分层定价,精算成本——这对于我们的杀伤力或许更多。
我们现在的准备,就是为了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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