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江，咱们的情报员刚截获了韩军的布防图！”1952年9月的一个深夜，38军指挥部内，作战参谋王树增把一叠电报重重地摔在新任军长江拥辉的桌上。油灯的微光跳跃在江拥辉那布满血丝的眼角，映照着这位刚刚接替梁兴初军长职务的青年军长。此时，他正专注地盯着沙盘上的白马山等高线模型，那座位于铁原东北15公里的制高点，正是接下来几天内，决定朝鲜战局走向的关键所在。

这场后人称为“白马山战役”的激烈战斗，虽然要等到1952年10月6日才正式爆发，但其前期的暗流涌动早已开始。美军第三师用整整一年的时间，构筑了一个坚固的立体防御体系，将海拔不到400米的白马山变成了一座几乎不可攻破的死亡堡垒。环绕山顶的7层防御工事，3.5万米长的铁丝网，2500个地雷阵，还有隐藏在反斜面工事中的重型榴弹炮群，使得这里成为一个堪比铁壁的堡垒。当防御任务交给韩军第九师时，新上任的金钟五师长又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往阵前加装了汽油燃烧装置。按照他的说法：“中国军队的冲锋，就是一场生死烤全羊的盛宴。”

38军的备战准备可谓是精密细致。从苏联进口的122毫米榴弹炮刚刚完成校射，17辆T-34坦克也被分解并运至前线阵地重新组装。340团的战士们在临津江边的模拟阵地上，进行着步炮协同的反复演练，连炊事班也背着50斤沙袋，进行山地冲刺训练。然而，谁也没想到，就在总攻前四天，竟然会有一名原本应在文化岗位上写标语的文弱书生，准备背叛并为战局带来重大转折。

1952年10月2日清晨，文化教员谷中蛟跟随着340团7连，执行了他最后一次侦察任务。这个平日里总是念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知识分子，趁着部队在394.8高地休整时，突然突破韩军的防线，径直冲向敌阵。当守卫在铁丝网后的韩军士兵看到这个高举着白布条的中国人时，他用颤抖的嗓音大声喊道：“我有重要的军事情报！”

根据后来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审讯记录，谷中蛟的叛变堪称典型的情报泄露案例。这位副排级的文化教员，不仅精确地描述了38军各师的主攻方向，甚至连340团每个营的弹药基数、预设阵地的坐标，都如数家珍。更为致命的是，他透露了38军计划在10月6日拂晓发动总攻的关键时间节点，这为韩军争取了四天的黄金备战时间。

金钟五立即调整了防守部署：在夜间加装了500个汽油桶燃烧装置，将预备队的第30团前移至次峰阵地，并将原本在二线的双联装40毫米高射炮，推进至了主峰。当340团的尖刀连在总攻首日付出了70%的伤亡代价突破前沿阵地时，迎接他们的，不是他们预想中的堑壕战，而是猛烈的凝固汽油弹轰炸和隐藏在反斜面上的自行火炮的猛烈火力。

随着战斗的持续升级，战斗转入白热化阶段，双方在不到2平方公里的山脊上展开了极为惨烈的拉锯战。韩军第9师每天消耗着12000发炮弹，而38军的苏制火炮则将白马山主峰削低了两米。更有趣的是，这场被韩国战史称为“白马高地大捷”的战役，实际的伤亡数字远比后来的宣传要复杂得多——38军上报的伤亡人数为6700人，但真正阵亡的却只有1824人，而韩军第9师的伤亡则达到9400多人。

值得一提的是，谷中蛟的叛变引发的连锁反应，远远超出了战术层面。当战役进行到第八天，美军第3师的装甲部队出现在战场的侧翼，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数最终迫使志司下达撤退命令。多年后公开的电报显示，王近山在10月12日给志司发电报告时写道：“虽然歼敌近万，但我军伤亡已超过了红线，建议转进。”这位以勇猛著称的兵团司令员，在胜利几乎在手之时，作出了保存实力的决定。

这个决定让38军的将士们颇感惋惜。340团3营长曹玉海在撤退时紧抱机枪，宁死不退，当被警卫员硬拉离开阵地时，他依然在喊叫：“再给我两个小时！只要两个小时！”而在韩军方面，金钟五则凭借此战的胜利，迅速晋升。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坦言：“如果中国人早两天进攻，我们的指挥部早就被摧毁了。”

至于叛徒谷中蛟，他的结局可谓是充满了黑色幽默。美军情报官在用完他的价值后，将他交给台湾当局，作为反共的宣传工具。这个曾经梦想着通过叛变获得“黄金十年”的投机者，最终却在台北永和的一间简陋房屋内，孤独地死去，死因是贫病交加。1963年的某个雨夜，当曾经的340团战士们在庆祝战胜时，这个被历史抛弃的叛徒，在漏水的阁楼里悄然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死时身边仅剩半包发霉的军用饼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