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募基金业绩比较基准即将迎来系统性重塑，基准形同虚设的历史或将终结

文｜《财经》记者 黄慧玲

编辑｜郭楠 陆玲

公募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被视作产品风格的“标尺”，但在过往的实践中屡屡失灵。基准的形同虚设导致产品辨识难度较大，也容易损害投资者的信任。

近日，随着证监会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征求意见稿）》（下称《指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操作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募基金业绩比较基准即将迎来系统性重塑，基准形同虚设的历史或将终结。

新规将业绩比较基准与基金经理薪酬深度绑定，长期跑输基准将导致绩效薪酬明显下降，从制度上驱动基金经理必须严肃对待业绩基准。新规之下，投资者将迎来更透明、更易读的基金产品和报告。基金公司则必须建立独立制衡的内控机制，强化运作规范。

与此同时，行业也在迈向规范化与专业化的进程中，需要直面平衡主动管理、匹配创新策略、细化信息披露等深层挑战。这场围绕基准的深刻变革，正推动公募基金行业从形式合规加速走向实质约束。

投资者维度：基金更好懂，季报更好读

在过往的实践中，公募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这一本应严肃的“标尺”，在部分产品中出现了异化：

第一种是名不副实与风格漂移。例如一些全市场型基金，长期高仓位集中于某个热门行业。此前就有“低碳环保”“互联网+”等主题的产品，持仓中却出现白酒、金融等毫不相干的股票，从而引发市场争议的案例。

第二种是随意攀附与粉饰业绩。一些基金管理人为让产品业绩看起来更亮眼，选择波动更小或编制方法特殊的基准作为比较对象，导致基准失去客观衡量意义。

第三种是重选轻管与约束缺失的现象。由于基金管理人内部缺乏对基准偏离的有效监测和纠偏机制，托管人和评价机构的监督也大多流于形式，这种情况在行业内较为普遍。

正如《指引》在起草说明中指出的：“部分主动管理权益类基金业绩大幅偏离业绩比较基准，个别产品甚至出现‘风格漂移’，对投资者获得感造成较大影响。”此次系统性规定的初衷，正是为了将基金行业的信义义务从道德律令转化为可执行、可监督、可问责的技术规范。

从投资者角度来看，未来最直观的改变是：基金产品更好懂、基金季报更好读了。新规对基金定期报告提出了更详尽的信息披露要求，这些具体规范将直接推动基金运作透明度的显著提升。

未来投资者可以从定期报告中读到哪些有效增量信息？《财经》整理如下：

一是收益与风险的全面对比。

新规要求除传统收益率外，新增波动率对比。波动率是衡量基金净值波动幅度的重要指标，通常用年化标准差表示。例如，两只年化收益率均为15%的基金，如果A基金波动率为20%，B基金波动率为30%，那么A基金的单位风险收益明显更优，投资者的持有体验也会更好。

二是持仓结构深度分析。

新规要求，对于股票与混合型基金，需要披露资产配置比例对比和行业分布对比。投资者将能看到基金在定期报告中明确展示与基准在金融、消费、科技等各行业的配置差异。例如，某消费主题基金如果在其定期报告中显示金融行业配置比例达到20%，而业绩比较基准中的消费指数金融行业占比仅为5%，投资者就能清晰识别出基金风格相较于基准的偏离程度。

对于债券型基金，新规要求披露久期对比和信用等级分布对比。久期是衡量债券价格对利率变化敏感度的重要指标，久期越长，利率风险越大。信用等级分布则反映债券组合的信用风险水平。通过这些数据，投资者可以判断基金是否在信用下沉或久期错配等方面采取了过度激进的投资策略。

三是对业绩差异的解释说明。新规明确要求基金管理人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指标，对基金与业绩比较基准的差异进行专项说明。

其中，定量分析需纳入跟踪误差、信息比率等核心指标。跟踪误差可直观衡量基金收益与基准收益的偏离程度，反映组合波动的偏离风险；信息比率则聚焦单位偏离对应的超额收益，该指标数值越高，通常意味着基金经理在承担偏离风险的同时，创造超额收益的主动管理能力越强。这些专业量化指标，能为投资者提供客观数据支撑，帮助其更精准地评估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

无论是定性分析补充背景逻辑，还是定量指标提供数据佐证，核心目的都是向投资者清晰解释业绩差异的来源。若这一要求能切实落地执行，将令基金季报的披露质量大幅提升，同时帮助投资者更深入地认知基金产品的实际运作情况。

这一要求也明确传递出一个信号：用心撰写季报、清晰解释业绩差异，将从过去基金经理可自主选择的“加分项”，转变为必须严格执行的“必选项”。

近两年，基金季报的整体披露质量有所改善。然而，业绩解释环节的短板依然明显，不少报告仍存在表述笼统、归因模糊的问题。

比如一些基金将业绩波动仅简单归因于“市场整体波动”，既不说明具体受哪些板块、政策因素影响，也缺乏对操作决策的复盘；更有甚者，部分基金在业绩大幅跑输基准时，仍回避核心问题，反而在季报中对非关键信息侃侃而谈，导致投资者难以从披露内容中看清业绩差异的真实原因。

而新规通过明确定性与定量结合的解释要求，相当于为季报质量划定了“硬标准”。基金经理不再能随意简化这一环节，必须清晰梳理业绩差异的核心原因，用数据和逻辑向投资者说明操作思路。这既是监管对信息披露的硬性约束，也是对投资者知情权的切实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新规还强调了长期业绩视角，要求披露周期覆盖过去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及成立以来。这一规定将有效遏制基金管理人追求短期排名的冲动，引导行业关注长期投资价值。

机构维度：内控要求全面升级，中小基金面临挑战

新规从产品设计、投资运作等层面，对基金管理人提出了系统性的内控要求。

从产品源头上，新规规范了业绩基准的选取与管理。

首先，建立“基准要素库”机制，将基准要素分为一类库和二类库。一类库收录沪深300、中证500等市场公认的标杆指数，鼓励基金管理人优先使用。二类库及库外指数的使用则需要经过严格说明和论证。这种分级管理机制既保证了基准选择的规范性，又为创新产品留出了适当空间。

其次，明确不同类型基金的基准选取原则。对于全市场选股策略，要求对应宽基指数；对于行业主题基金，要求对应特定行业指数。这些规定确保了产品从设计伊始就具备清晰定位。

此外，新规特别强调基准的持续性，明确不得仅因基金经理变化、市场短期变动、业绩考核或者排名而变更。确需变更的，需要履行相应的程序和披露义务。这一规定有效防止了基金管理人通过频繁变更基准来掩盖投资失误的行为。

过去，投资者往往需要承担因基金经理变更带来的风格突变风险。新规实施后，基金产品本身的定位、策略和风格稳定性将成为更重要的考量因素。这将促使基金公司加强投研团队建设，建立梯队化的人才培养机制，降低对单一基金经理的依赖。

从投资运作层面来看，为确保投资行为不偏离基准，新规要求建立独立、量化的内控体系。

在设立独立监测职能方面，新规要求必须指定独立于投资部门的团队负责偏离监测。这意味着基金公司需要建立专门的风控团队，配备专业的金融工程人才，构建独立的监测系统。

在构建量化风控体系方面，新规要求根据产品特征设置差异化监测指标。对于权益类基金，需要重点关注行业配置偏离、主动比率等指标。

主动比率是衡量投资组合与基准成分股差异度的重要指标。比率过低可能意味着接近指数化投资，过高则可能表示过度偏离。对于债券基金，则需要关注久期中枢、信用风险暴露集中度等专业指标。这些指标需要根据产品特点设定合理的阈值范围，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在完善纠偏问责流程方面，新规建立了完整的管理闭环。当触及预警指标时，基金经理需要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调整或提请投决会审议。新规还要求建立明确的内部问责机制，并将薪酬与长期超越基准的表现挂钩。这些规定确保了风控措施能够真正落地见效。

根据新规安排，存量产品业绩比较基准调整给予一年过渡期，托管人监督机制等要求给予六个月准备期。这一安排充分考虑了机构适应新规所需的系统改造和流程重建时间。

从实施路径来看，基金公司需要完成以下重点工作，包括：对现有产品进行全面梳理，评估业绩比较基准的适当性；建立或完善内部监控系统，配备专业人员；修订内部管理制度，明确各部门职责和问责机制；开展人员培训，确保新规要求落实到投资管理的每个环节。

公募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新规的落地，将对不同机构呈现出差异化影响。

对于产品线清晰、投资策略明确且风控体系完备的头部机构而言，新规反而强化了其竞争优势，成熟的合规体系与管理能力使其能够快速适应监管要求，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

反观中小型基金公司，新规落地则意味着不小的挑战。一方面，新规对信息披露、量化分析等环节的要求，需要额外投入大量人力资源与IT 系统建设成本，这对资金实力有限的中小型机构来说是不小的负担；另一方面，若沿用同质化的业绩基准参与竞争，中小型公司在投研能力、客户基础上难以与巨头抗衡，胜算极低。因此，中小型基金公司唯有寻找差异化之路，聚焦大型机构无暇覆盖或能力辐射不到的细分领域，深耕细作特色品牌，否则难以避免被兼并或淘汰的命运。

托管机构同样面临重要变革。新规要求托管人建立健全覆盖业绩比较基准相关合同审查、投资监督、信息披露复核等环节的工作机制，并配备足够的专业人员和完善的业务系统。新规要求，托管人应与基金管理人协商明确的投资监督指标，并建立定期沟通交流机制，跟踪关注基金与业绩比较基准的偏离情况，按照要求向中国证监会定期报送相关指标和信息。

行业维度：格局重塑开启，落地挑战仍存

新规在推动行业走向规范、透明的同时，也在实际执行层面带来了多重考验，亟待市场各方共同探索解决方案。

挑战一：主动管理的艺术与基准约束的科学如何平衡？

对于主动投资而言，适度偏离业绩比较基准是获取超额收益的重要路径。财通基金副总经理金梓才此前在接受《财经》采访时便明确表达观点：“任何一位想做到优秀的基金经理，在‘风格、行业、个股’这三个集中上至少要占一个到两个。不存在完全不偏离的情况，否则组合只会变得非常平庸。”

这一观点也戳中了主动权益类基金投资者的核心关切：若基金经理因担心判断失误、业绩跑输基准而影响薪酬，是否会选择“躺平”，即放弃主动管理空间，紧贴基准运作，甚至变相成为指数增强基金？

这种担忧并非无据，若缺乏对合理偏离的明确界定，容易导致主动管理能力弱化。实际上，新规中设置了“主动比率”等量化指标，即是认可了适度偏离的合理性。

对基金管理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偏离到什么程度不再是模糊的主观判断，而是需要结合量化指标、投资逻辑与风险承受能力仔细权衡。既要通过合理偏离争取超额收益，又要守住风险底线，避免沦为无逻辑的风格漂移。

挑战二：创新策略与传统基准的适配困境。

对于布局前沿领域的基金，现有基准体系可能难以完全契合其投资方向。以永赢基金为例，其部分产品聚焦机器人、深海科技、可控核聚变等新质生产力方向，但使用的基准仍是覆盖面更广的智能制造主题指数或沪深300指数。

当前部分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与实际投资方向不完全匹配，也反映了传统指数开发节奏相对市场创新的滞后性。当市场涌现新能源、AI 等新兴投资赛道，或基金采用多因子、行业轮动等创新策略时，现有标准化指数或难以精准适配，导致基准与投资的脱节。

未来，或许需要推动建立更灵活的指数定制机制，从而让业绩比较基准真正与创新策略同频，既为基金业绩评估提供合理标尺，也为指数行业的发展开辟新空间。

挑战三：行业信息披露颗粒度与投资者需求的差距。

新规明确了行业分类的层级选择逻辑：原则上采用上市公司行业统计分类门类，若门类无法精准体现行业特征（即表征性不足），则进一步采用更细分的大类。这意味着未来投资者有望在基金报告中看到颗粒度更细的行业配置数据。

从目前的披露方式看，按证监会门类统计，公募基金的最新行业持仓中，制造业占比达55%，金融业、信息技术业分别为9%和6%。这种方式虽能体现大行业分布，但颗粒度较粗，无法清晰区分制造业内部电子、汽车、机械等细分领域的配置差异。

参考第三方行业统计（以申万一级行业2021 版为例），前三大持仓为电子（16%）、医药生物（12%）、电力设备（7%），细颗粒度数据能更精准反映基金在细分赛道的布局，这正是当前投资者关注的核心信息之一。

不过，新规当前采用的“若表征性不足，则采用大类”仍属于弹性话术，未明确强制要求基金公开细颗粒度的大类数据。结合市场需求来看，未来若能将细分领域数据公开从弹性选项升级为强制性要求，既能让基金行业配置更透明，也能帮助投资者更清晰判断行业偏离程度、评估基金风格，进一步提升信息披露质量。

总体而言，公募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新规是通过细化标准推动行业规范化、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它不仅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全面的分析工具，也促使基金管理人加强内控建设、坚守策略定位。这套监管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公募基金行业正在走向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

在实施过程中，如何既保持规范的严肃性，又为合理的投资创新留出空间？既防范风格漂移，又尊重基金经理的主动管理权？既统一规范标准，又兼顾不同类型产品的特点？这些都需要市场各方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新规的落地实施，公募基金行业将迎来更深层次的变革。那些能够快速适应新规要求、坚持长期投资理念、不断提升投研能力的机构将在行业转型中获得新的发展机遇。而对于投资者而言，一个更加规范、透明、专业的基金市场，将为其财富管理提供更可靠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