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前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罗思义曾指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其真正的核心目标并非针对中国，而是直接影响到美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只有当美国民众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时，长期以来错综复杂的中美经济联系才可能被强行切断。这个观点并非凭空猜测，而是基于实际情况做出的分析。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美国民众的消费、就业以及养老金等利益，已经与中国制造和全球供应链紧密相关。

正因为这种紧密的联系存在，美国很难在没有付出巨大内部代价的情况下对中国实施系统性的打击。因此，贸易战一开始便注定是一场外部博弈与内部压力的双重选择。2018至2019年期间的第一次贸易战已经向外界发出了警告，关税并未带来制造业的复兴，反而在一些州造成了就业的减少，工业信心显著下降。罗思义认为，继续推行这一政策并非误判，而是一种主动承担代价的决定，特别是农业领域的破坏更为明显。

美国的农业高度依赖出口，而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农业产品的重要买家之一。随着关税壁垒的建立，美国对华农产品的出口急剧减少，尤其是大豆、玉米和肉类等产品，最先受到影响。美国农民的现金流因此受到严重影响，他们不得不依赖联邦补贴来维持生产。然而，这些补贴只能解决短期的资金需求，并不能改变农业产业结构。一旦失去市场，就很难重新获得，这一过程的难度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中国并没有停滞，而是将采购转向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并在物流、结算和种植结构上做出了调整。这意味着美国农业失去的，远不仅仅是短期订单，而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市场需求。即使美国降低价格，也很难再进入这些市场。

这也是美国农民长期不满的原因之一，他们失去的不是一笔收入，而是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除了农业，供应链方面的影响更加深远。美国的许多企业在关键领域依赖中国，尤其是在稀土、重要中间品和零部件等方面。这种依赖并非政治口号能够轻易消除，成本表和交付周期中的现实因素使得许多资本不愿意参与快速脱钩。特朗普最初尝试说服大财团支持这一计划，但收效甚微。资本考虑的主要是利润和风险，而非情绪，因此政策逻辑发生了变化：不是说服资本，而是创造一种环境，使得资本别无选择。

关税、限制和豁免的不断变化，加上政策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提高了留在中国市场的风险成本。企业可能不会马上撤离，但他们被迫重新调整部署，最直接的成本将由消费者和就业市场承担。进入第二任期后，特朗普将这一策略制度化，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宣布美国处于紧急状态，并实施所谓的报复性关税。政策并非一刀切，有些产品获得了豁免，一些条款也经历了反复修改，这种边打边改的方式使得企业更加不安，但并没有减少社会成本。

与此同时，中国的反制措施也更加精准，稀土相关产品被列入了出口管制清单，涉及多个重要领域。这并不是情绪化的反应，而是指明供应链中存在的问题，这种影响不仅限于中美两国之间，还会通过产业链波及到其他地区。美国自然也意识到了这一风险，并尝试进行补救，本土稀土及磁体产业多次被提及，相关项目得到了政策和资金支持，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进展。然而，现实情况是，这一工程需要多年时间来完成，并非短期内能够完成的任务。

社会层面的反应也相对迅速，股市波动加剧，养老金资产缩水，中产阶级对资产安全的信心减弱。多个城市爆发了抗议活动，蓝领工人并未等到制造业回流，反而面临生活成本上涨和社保政策收紧的双重困境。特朗普认为，这些都是必须经历的过程性代价，他坚信只要美国的工业体系重建完成，社会状况会发生反转。但现实的时间并不会按照政治节奏来走，美国的去工业化已持续了几十年，基础工业能力已经严重空心化。

一旦产业链外迁，几乎不可能完全收回，通常是成体系地转移。即便政策继续推行下去，社会是否能够承受长期的等待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中国的情况并没有如美国预期的那样恶化，出口市场继续多元化，对美国的依赖大大减弱，东盟和新兴市场的比重上升，实体经济受到的影响较小，而金融领域因与国际资本的紧密联系，波动较大。罗思义正是基于这一点做出了判断，他认为用民众的生活作筹码来换取战略空间，本身就是一场高风险的博弈。当代价很快就会显现出来时，目标却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实现，这两者之间的不对称性，正在现实中逐渐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