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全球汽车产业面临转型与地缘摩擦之际，企业如何谋求生存与发展备受关注。本期报道聚焦三大案例：雷诺-日产联盟的战略调整，Stellantis重返中国市场的动作，以及德国车企在美欧关税下的应对策略。三者共同呈现了行业实体在联盟协作、关键市场布局和全球化运作中的适应之道。今天发布第三篇——德国车企的相关案例，敬请持续关注。

美欧关税摩擦下，德国汽车业陷入两难：企业通过机制创新、政策沟通与本土化布局应对“美国优先”挑战，但供应链调整、成本与政策不确定性正重塑行业格局，推动全球多元化战略加速。

关税重压，正在将德国的支柱产业推向地缘政治的前沿。自2025年3月起，特朗普政府宣布对来自欧洲的汽车及零部件加征25%的进口关税，并警告称若欧盟未作出实质性让步，税率可能进一步提高至30%。这一政策事实上在德国引发强烈震动。（尽管之后在9月24日，特朗普政府发布正式公告，宣布追溯自8月1日起，对欧盟进口汽车及汽车产品的关税调整为15%，但此前的威胁仍在市场中留下了深远影响。）作为制造业的核心与出口创汇的支柱，汽车产业长期依赖美国这一第二大出口市场和利润高地，如今却面临突如其来的贸易壁垒。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警告，高额关税或将导致每年数十亿欧元的损失，并迫使企业缩减在欧洲的产能与就业。VDA主席穆希雅直言，这一政策正直接冲击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德政界反应同样迅速，总理默茨强调欧盟必须团结一致，与美国展开强硬谈判，否则高关税将长期削弱德国经济。《明镜》周刊则以“柏林的底线”为封面标题，凸显这一战略困境的紧迫性。

德国车企应对关税风波的博弈

面对冲击，德国车企迅速展开行动，主要路径集中在机制创新、政策沟通和本土化投资三方面。

宝马率先提出“净额结算机制”，试图以其在美国斯帕坦堡工厂的本地生产和出口来抵消部分进口关税负担。尽管这一思路具有创新性，但其核算过程复杂，且在企业间公平性方面存在争议。梅赛德斯-奔驰则提出“以车换车”的交换机制，希望通过互免高关税车型实现贸易对等。该方案被认为操作性较强，并在欧盟及德国政府内部引发积极讨论。相比之下，大众集团因在美产能薄弱，只能申请“特别豁免”，并强调新能源投资，但未获积极回应。

总体而言，三家车企虽路径各异，却均希望通过制度创新与政策沟通争取缓冲。然而，欧盟内部缺乏共识，法国等国担心个别安排削弱整体谈判能力；而美国政府坚持“美国优先”，更关注本土投资和就业，而非接受会计层面的抵免机制。结果是，这些探索大多停留在讨论阶段，难以真正落地。

在机制创新与政策游说未见成效后，车企纷纷转向加大在美投资以回应美方诉求。宝马宣布追加15亿美元扩建斯帕坦堡工厂，引入新能源车型，并计划将本土化率从52%提升至65%。奔驰则加速在阿拉巴马州扩充SUV和电动汽车产能，预计新增数千个就业岗位。大众由于美国产能有限，短期难以对冲关税冲击，只能依赖与QuantumScape的固态电池合作以分散风险。

然而，这种本土化投资虽能缓解压力，却伴随高附加值产能外移风险，可能削弱欧洲供应链和就业。德国工会已警告，过度依赖美国投资将动摇本土制造业的竞争力。

同时，三大车企在抗风险能力上的差异也日益凸显：宝马凭借出口与金融手段展现韧性；梅赛德斯-奔驰通过扩充美国产能减轻部分压力，但其高端车型仍依赖德国本土制造；大众及奥迪因缺乏美国产能而承压最重，该集团内部对是否扩大对美投资分歧明显。这种差异不仅削弱了德国车企形成统一立场的可能，也让欧盟整体谈判更为复杂。

在车企各自为战的背景下，德国政府更依赖欧盟的集体谈判来争取空间。经过数月磋商，8月21日，美国白宫与欧盟联合声明称，双方已就一项贸易协定框架达成一致。美方同意将部分汽车及零部件关税下调至15%，欧盟则承诺降低对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扩大对美能源与人工智能芯片的采购。外界普遍将这一协议视为双方妥协的结果，德国车企则认为其赢得了宝贵的缓冲空间。

但能否顺利实施仍存疑。欧盟内部意见分化：法国和意大利主张强硬，担忧妥协将开创不利先例；德国、荷兰等出口导向国家则强调产业利益，倾向在保护本土企业与维护跨大西洋关系之间取得务实平衡。欧盟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已表示于8月底提交实施草案，并推动关税调整追溯至8月1日生效。德国对此表示支持，因为追溯安排有助于车企降低过渡期成本，但法国方面警告这可能构成“过度让步”。

由此可见，车企的个别应对与欧盟层面的整体博弈相互交织。一方面，企业通过投资与机制探索努力寻找缓冲；另一方面，欧盟内部的分歧又使集体谈判陷入拉锯。对德国而言，虽然争取到短期喘息空间，但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意味着未来任何新摩擦仍可能让其再度陷入被动，从而加速推动企业在本土化与多元化布局上的战略调整。

关税阴影下的德国制造深层考验

危机虽暂时缓和，但关税风波的深远影响才刚刚开始显现。短期内，框架协议为车企赢得了缓冲时间，但其所引发的结构性变化和战略重构已难以逆转。换句话说，德国车企虽然暂时走出了最急迫的困境，却被迫直面一系列更长期的挑战。

首先，供应链正面临结构性调整。德系车企的本土化投资虽缓解了关税压力，却推动部分高附加值环节和核心零部件生产向美国转移。这将冲击欧洲供应商和中小企业，迫使其寻求新市场或转型。随着产业全球化加深，产能外移的连锁反应可能波及研发中心、模具厂商和精密部件供应商。

其次，新能源与智能汽车领域的竞争力受到挑战。电动化战略高度依赖跨境供应链，而电池模组和关键电子系统的进口成本上升，可能延缓新车型推出。尤其在自动驾驶和智能座舱等前沿领域，若欧盟失去跨大西洋供应链的主导力，将在未来产业标准制定中被动。

第三，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了企业多元化的紧迫性。宝马、梅赛德斯-奔驰和大众均在寻求扩大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的生产布局，以分散风险并开拓新增长点。德国工业联合会指出，若关税或政策干扰持续，跨国车企或不得不重构全球价值链，这将对欧洲就业和创新能力造成深远影响。

最后，地缘政治因素已成为关键变量。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提醒欧洲：若无法提升全球经济中的议价力，势必将在未来贸易争端中持续受制。德国政府和企业均意识到，仅依靠欧盟内部市场无法抵御外部冲击，未来战略必须综合考虑跨大西洋关系、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关键原材料供应。

在这一背景下，德国汽车业正被迫探索新的生存路径。各大车企的不同应对策略，也折射出跨国制造在效率与风险之间的复杂平衡。

这场风波再次提醒我们，全球化并非单向自由流动，而是受到政策、摩擦与竞争多重制约。德国车企的实践表明，跨国运营不仅要遵循市场逻辑，更需兼顾政策逻辑，在投资布局和政策沟通上保持前瞻性与灵活性。

从更广意义上看，这不仅关乎企业盈利，也关系到欧洲整体产业竞争力与就业稳定。无论是电动化、智能化还是供应链重构，德国车企都将在关税与地缘政治的狭缝中寻求平衡。正如VDA主席穆希雅所言，这场危机暴露了全球化的脆弱性，同时也为企业提供了重新审视战略、增强韧性的契机。

德国车企在特朗普关税政策下的艰难抉择，是全球产业在政治风险与经济现实交织下的缩影。它向所有跨国企业发出明确警示：在全球化时代，竞争不仅存在于市场，还延伸至政策制定、外交博弈和战略谋划。德国汽车业的应对经验，无疑将成为全球制造业面对日益频繁贸易摩擦与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参考。

注：本文首发于《汽车纵横》杂志2025年9月刊“全球视野”栏目，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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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文章：汽车纵横

排版：汽车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