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毛主席亲自签署命令，宣布人民解放军正式取消兵团制，由军区直接指挥军级单位。这一决定一出，许多人都不免疑惑：仗还没打完，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沿用已久的制度？ 时至今日，我们已无法确切知晓伟人当时的完整考量，但从淮海战役中的一些细节来看，也许是国民党军的兵团制未能发挥其应有功能，从而激发了伟人进行更深层次的战略思考。 一、国军兵团制害了黄百韬？ 1948年前后，国共两军不约而同采用了兵团制。国军的兵团体系出现得更早一些，大约源自早期的集团军概念：兵团高于军，低于方面军。 本文要讲的关键人物黄百韬，在战死时担任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中将军衔。黄百韬是解放战争中最令我军头疼的一名猛将，他统率二十五军左冲右突，从江苏打到山东，再一路回返江苏，与粟裕缠斗多年。 在前期作战中，粟裕始终未能完全拿下二十五军。整编时期的二十五师虽名号不同，实质依旧是二十五军，但粟裕的作战重点最初是整编七十四师、十一师以及第五军，并未将主要精力放在二十五军上。然而，黄百韬对粟裕的干扰不可小觑。 最具代表性的战例发生在豫东战役第二阶段：黄百韬从兖州机动百余里杀到睢杞战场，竟然让粟裕陷入相当困境。要知道，在此之前，真正能给粟裕制造麻烦的国军部队，也就南麻战役中的整编十一师，但那是在粟裕准备不足、国军又有坚固堡垒的条件下打出来的。而豫东战役中，黄百韬却是在野外条件下作战，足见这位出身杂牌的将领有多么狠辣。 黄百韬有两个鲜明特点：善于机动，敢打硬仗。然而到了1948年下半年，他升任第七兵团司令官后，粟裕惊讶地发现，这两个特点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粟裕指挥华野主力向南推进，准备截击正在向徐州靠拢的黄百韬兵团。近四十万野战军以及上百万前民工的行军动静本不可能完全掩盖，但国军空军将情报立刻传给了黄百韬。按理说，以黄百韬的机动能力，他应迅速西进，越过京杭大运河的天然屏障。 粟裕早已做好追不上的心理准备，但当大军抵达战场，前线传来的情报却让他兴奋异常：黄百韬麾下五个军中，竟然只有两个渡过了运河，其余三个军还慢吞吞滞留在运河以东，简直是天赐良机。更出乎意料的是，我军派出截击部队时，敌军尚未完全布阵，就已击溃黄百韬麾下的一百军一个师，二十五军失一个团，六十三军殿后最惨，几乎全军覆没，军长陈章自尽。大战尚未真正开始，黄百韬的五个军已失其一，短短几个月，他竟变得既不会机动，也不敢打硬仗，犹如被束缚的猛虎。 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奇怪现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正是那个原本让他坐地高升的兵团制。 二、黄百韬孤军苦战 国民党设置兵团，初衷是为了应对大规模作战。然而，这个制度并未带来应有的效益，尤其在派系林立的国军中，兵团制反而激化了原有弊病，不仅没能提高集中兵力作战的效率，反而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以黄百韬的七兵团为例，这些负面效应表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指挥不便。黄百韬麾下七兵团同时受徐州“剿总”和杜聿明前进指挥部双重指挥。尽管蒋介石以杜聿明为主，但刘峙依旧握有实际指挥权。四十四军从海州撤退迟缓，导致大局受损，责任落在刘峙头上。本意是兵团授予前线司令更大自主权，但实际上黄百韬驻守新安镇（即二十五军大本营）时提出西撤建议，却被刘峙犹豫拖延，最终西撤成行时已为时过晚。 其次，兵团之间互生敌意。徐州“剿总”的头牌是邱清泉的二兵团，而其下属第五军本为杜聿明麾下，邱清泉因此颇为骄傲。李延年的六兵团原本也是五个军，与邱清泉平起平坐。然而国防部调令下，将李延年麾下四十四军划入黄百韬七兵团，使黄百韬也拥有五个军。杂牌出身的黄百韬自然招来嫉妒与排挤，不仅邱清泉、李延年不满，连李弥、孙元良等小兵团司令也心生怨气。 第三，内部指挥不灵活。黄百韬的五个军来源复杂：二十五军是老底子，六十三、六十四军来自广东粤军，一百军是原整编八十三师，四十四军则是李延年部队。除了二十五军，其他四军都需要“商量着办”，西撤时各部队相互拖延，使黄百韬疲于应付追击。即便如此，黄百韬仍被迫在碾庄圩就地驻守，兵团最后的逃脱机会彻底丧失。 三、粟裕实际打破兵团建制 那么，兵团就毫无用处吗？解放军不也采用兵团制吗？ 确实，解放军也设有兵团，例如1947年华野分兵时的许谭兵团、粟张兵团、陈唐兵团。然而，华野的三个兵团各自为战，几乎没有配合。许谭兵团转战胶东，粟张兵团在鲁中鲁西南活动，陈唐兵团则在河南和中野作战，解放洛阳也是陈唐兵团与陈谢兵团配合完成。 换句话说，华野原本的一个大方面军，被切成三块小方面军，兵团之间离得太远，互相缺乏协作，兵团的意义自然大打折扣。豫东战役中，粟裕对粟张兵团和陈唐兵团重新统一指挥，命令直接传至纵队一级，每个纵队行动完全服从粟裕作战意图。 我们强调这点，并非宣扬粟裕“包打天下”，而是要说明军事规律的客观性：多个军级单位同时作战，必须有统一作战目标和统一指令，否则各自为战只会混乱。淮海战役中，国军军队各自为阵，我军纵队却精准执行命令，其关键就在于舍弃了兵团一级指挥。 淮海战役后，全军进行了统一整编，各野战军恢复正规的兵团建制，但战争形势已明朗，兵团之间距离远，各自承担大省正面作战任务，实质上又成为小型方面军。 一般人可能难以察觉兵团制的深层问题，而粟裕则通过实际操作做了探索。伟人则几乎在第一时间意识到这一点。兵团制度本身并非祸根，人性中的权力争夺才是核心，而解放军通过政治工作，能够有效缓解各部队之间的矛盾。 正因如此，1950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改革：取消野战军番号，同时撤掉兵团一级建制，由各军区直接指挥军级单位。受海峡局势影响，我军保留了第九、第十、第十三、第十九四个主力兵团，以及二十一、二十二两个起义兵团。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兵团制仍保留于朝鲜战场，直至1953年朝鲜战争作战任务完成，伟人最终决定不再增设任何兵团级单位。1958年，驻朝部队全部撤回，作战用兵团完全撤销，兵团从此成为历史符号。 军事指挥的扁平化趋势不可逆。在通信条件极其落后的年代，伟人作出如此战略考量，其远见和智慧，实在难以高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