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电子产品供应链遍布整个亚洲，但如今它们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

当特朗普发动对等关税的时候，他表示目标就是把就业和制造业带回美国，并减少贸易逆差，为美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创造一个更好的竞争环境。

这是特朗普的核心理念：“美国优先”。

什么是美国优先？

一言以蔽之，就是把美国的利益，优先放在全球利益之上。

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他就单方面对我国商品加征关税，迫使国内企业出海，许多公司为了避开更高的关税，将生产线转移至越南、泰国和印度。

但如今，这些地区也开始遭受关税打压。

整个亚洲，就供应链而言，不管是韩国还是日本，亦或是我国或东南亚国家，都是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但如今，从苹果到英伟达，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乃至中小企业都将要为供应链支付更高的成本，这些企业从数个亚洲国家采购关键零部件，并在当地组装成商品出口。

而随着特朗普关税开始无差别攻击，整个亚洲供应链都将迎来成本上涨的问题。

成本上涨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更高的商品售价，意味着可能更低的收入，这些都是特朗普关税背后的牺牲品。

今年5月份，特朗普告诉苹果CEO库克，“你们过去在亚洲许多国家建厂，我们容忍了好多年，我们不想你们去印度建厂，印度还是先顾好自己吧。”

以苹果为例，这家跨国企业500强公司，过去曾是全球化贸易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其中苹果有大约一半的营收都来自于在我国、越南和印度制造的iPhone。

而如今，随着关税的不确定性开始发力，对苹果这种做跨国生意的企业来说，已经越来越难。

库克在财报电话会议上对分析师表示，前一季度，关税已经让苹果损失了8亿美元，而下一季度的成本可能还要再增加11亿美元。

对苹果这样的科技公司来说，任何商业决策往往都会提前数年规划，但特朗普不可预测的关税让企业决策陷入瘫痪，例如同样依赖我国供应美国市场的亚马逊电商平台，如今都因为关税问题，而损失惨重。

全球化在过去遵循着一个古老的经济学原理，即比较优势；该理论认为，各国都有自己的禀赋，只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最有利于自己的商品，当各国都这么做的时候，全球贸易就会变得空前繁荣。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正是借助比较优势不断发展繁荣，一直到特朗普出现，打破了这一平衡。

特朗普是结果，不是原因。

全球化的繁荣发展背后，各国的经济学家也一直对比较优势理论心存怀疑。大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临死前就曾提出过一个问题：如果原来造自行车的现在开始造飞机，原来造飞机的应该造什么？

这句话，才是今天全球化名存实亡的根本原因。

表面上看，的确是特朗普的出现导致了逆全球化的发生，但特朗普只是选出来的结果，而不是选出来的原因。

今天欧美发达国家在比较优势理论中的优势产业，已经开始不断被发展中国家赶超，例如汽车、飞机、芯片、新能源等等。

当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不断触及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时，发达国家唯一能够做的，似乎就只剩下推翻牌桌，让一切从头再来。

此时，发达国家的最大优势已经不是比较优势产业，而是本国的消费能力。

这一点，在今天的美国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特朗普凭什么能够以一己之力推动全球贸易逆全球化？

背后的根本原因，还是依仗着美国强大的消费能力，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国，这是特朗普能够以“关税挟诸侯”的根本原因。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说的是，各国因为自然资源、人口创造力差异，在生产某些产品上各有所长。

但今天，从理论角度来看，比较优势早已经名存实亡。

除了自然资源这一特定优势之外，各国的比较优势已经开始趋同了。

以人工智能为例，一开始美国的ChatGPT引爆全球，但随即不出半年，各国都开始陆续有了自己的人工智能，而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也并不逊色美国。

而在新能源汽车和新能源这一块，我们更是实现了碾压级别的超越。

美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比较优势不断缩小，最终到了特朗普身上，终于开始掀桌子了。

各有所长玩不转，那就别玩了，直接用消费能力定大局，这是特朗普的想法，用消费能力重新塑造供应链，塑造一个有利于美国的供应链。

而代价是什么呢？

代价是全球供应链最完备、最齐全的亚洲，成了特朗普关税的最大牺牲品。

一开始，在第一任期，特朗普仅仅只是针对我国；所以当时很多跨国企业，乃至我国的中小企业开始出海，把产线搬到东南亚国家。

随着东南亚的制造能力开始崛起，美国又把目光汇聚到了东南亚。

以苹果为例，目前在美国销售的大多数iPhone都已经来自印度生产，但随着第二个任期特朗普上台，特朗普目前已经对印度加征了50%的关税。

站在苹果的角度来看，这简直是比窦娥还冤。而站在我国中小企业出海的角度来看，也一点不比苹果冤。

类似做出苹果这种商业决策的国内企业，一点也不少。

现在，他们都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除了直接面临的关税，特朗普还针对转运商品，专门设置了高达40%的关税。

大禹治水强调的是宜疏不宜堵，而我们看特朗普，几乎只看到了堵，而不是疏。

特朗普对进口商品设置了越来越多的关税壁垒，但就实际情况而言，仍然没有太多的企业愿意把生产线搬回美国。

原因是什么？

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美国的人工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目前美国的人均GDP是8.58万美元，是我们的6倍之多，这意味着从人力成本的角度来看，一个美国人的劳动成本，至少是我们的六倍。

这意味着，如果企业要把生产线搬回美国，仅仅是以人力成本计算，企业就需要额外支付数倍的薪资，这并不是一件划算的买卖。

而关税，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将一些商品阻挡在美国之外，但问题在于，差异如此悬殊的人工成本，特朗普到底要设置多高的关税壁垒，才能够让企业回到美国生产？

100%的关税够吗？似乎还是不够，200%的关税够吗？按照人力成本来算，似乎还是不足以让企业搬回美国。

真正要想让企业搬回美国，为美国带来就业岗位，除非特朗普能够把关税设置到比美国人工成本还要高的幅度，只有这样，才能够逼迫企业回到美国生产。

但如此高的关税幅度，最先受不了的可能不是企业，而是美国消费者。

从实际操作角度来看，没有可行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是聪明的。他当然知道仅仅是靠关税，很难抹平美国和亚洲巨大的人力成本差异，因此特朗普聪明之处就在于，关税不是目的，而是谈判的手段。

企业能不能回到美国生产，这不是关税能够决定的，但关税的确可以迫使其他国家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而在谈判的过程中，特朗普就可以顺势要求这些国家在美国投资。

当投资机会来了，美国的就业岗位，自然也就来了。

这就是特朗普的聪明之处。

违背市场规律，即便是特朗普也做不到。而他自己显然也深知这一点，因此关税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企业回到美国，毕竟两地的人力成本差异在这里摆着，再高的关税也很难迫使企业回到美国。

但关税的确可以迫使其他国家和美国谈判，而在谈判的过程中，特朗普就可以狮子大开口，迫使该国重金投资美国。

这一点，其实我们也已经看到了。在欧美关税贸易协议中，欧盟要投资6000亿美元到美国本土；而在日美关税贸易协议中，日本也决定要投资5500亿美元到美国本土。

而韩国，也在协议中明确说明，要投资3500亿美元到美国本土。

在和发达国家签订的贸易协议中，特朗普几乎都要求他们投资数千亿美元到美国，以换取15%的关税税率。

仅仅是欧盟、日本、韩国三个经济体相加，给美国本土的投资就高达上万亿美元，这上万亿美元撬动的就业机会，就是特朗普的目的。

而对发展中国家，由于拿不出钱投资美国，因此特朗普设置了对发展中国家普遍更高的关税，直接从他们手中赚取关税收入，以此来达到同样的效果。

随着靴子落地，我们今天几乎已经可以完整看到特朗普对等关税之下的新全球贸易秩序。

这里有两个原则，第一就是对发达国家来说，有钱出钱，投资美国带来就业机会；第二就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提高关税壁垒，通过关税的方式，增加美国联邦收入，以此达到同样的效果。

最终，在21世纪新的全球贸易秩序之下，特朗普用“美国优先”，让全球都成了这场新贸易秩序之下的牺牲品。

而特朗普这么做的背景，就是比较优势失灵之后，再次重建的新贸易秩序。

过去发达国家掌握高附加值的产业，诸如汽车、芯片、飞机等等，垄断了高利润、高附加值的产业，随着发展中国家后来者居上，美国想要的是重新掌握主动权，把利益仍然牢牢把控在手里。

于是就有了用“关税挟诸侯”的情况。仗着自己仍然是全球最大消费国的身份，通过谈判的方式，再次重塑全球贸易，用关税和投资美国这两个条件，重新为美国带来就业机会和新的利益输送。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够知道未来中美谈判的方向。

无非还是两个原则，要么更高的关税壁垒，要么买更多美国货；前几天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呼吁我们买更多美国大豆，明白了特朗普的谈判思路，我们也就能够相应给出对策。

全球化名存实亡，特朗普用关税重塑了一个短期看起来有利于美国的新秩序。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美国庞大的消费能力基础之上的。

换句话说，一旦美国经济出现了问题，接下来特朗普可能迎来的，就是各国疯狂的反哺。

天下苦美久矣，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最终害的可能也是美国自己。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