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特朗普关税政策绝非单纯的经济保护主义工具，而是一套复合型战略工具。其真实目的在于：通过制造全球贸易体系的“死亡情境”暴露关键对手供应链的脆弱性，摧毁既有规则体系的合法性，在旧秩序废墟上重构符合美国利益的全球经贸格局。本文创新性地引入“死亡视角”分析框架，结合战略博弈理论与链式反应模型，系统解构该政策引发的三重效应：财政货币政策的悖论、技术生态的系统性裂变、治理架构的多轨制重构。研究表明，中国需要以规则重构者身份参与新型制度供给，从规则适应者向制度设计者转变，将战略防御态势转化为全球体系建构优势。

引言：作为战略武器的关税与全球秩序危机

战略武器的经济学悖论。唐纳德·特朗普在2017—2021年第一次执政期及2025年第二次执政后，将关税政策推演为21世纪的新型战略威慑。这不是简单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复兴，而是一场融合商业思维的全球化压力测试——通过制造全球贸易体系的“濒死”体验，使多边主义秩序的系统性脆弱暴露无遗。美国财政责任委员会（CRFB）披露的数据显示，2025年7月份美国单月关税收入达到296亿美元，全年预计超过3000亿美元，创下自193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这一数据表明，在全球化遭遇挑战的背景下，关税已从一个传统的财政工具，转变为具有“制度性杠杆”效应的战略资源。这种将财政工具武器化的实践，本质上是在用经济学手段实现地缘政治目标。

“死亡视角”下的秩序重构。当前，全球化正在经历结构性的范式转换：一方面，冷战后形成的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秩序正遭遇信任危机；另一方面，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因疫情、地缘冲突和能源危机暴露出系统性脆弱。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不仅顺应了“逆全球化”的潮流，而且成为推动这一潮流加速的工具。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人为制造全球贸易体系的“死亡情境”，迫使各国在“濒死状态”下重新评估自身的依赖路径和权力结构，从而为美国争取最大化的谈判筹码。这一逻辑对学术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框架多基于理性主义和制度主义假设，强调规则稳定和互惠互利。但特朗普的关税战略显示，国家行为体可能主动寻求将体系推向临界点，制造一种“濒死体验”来触发体系重构。这种方法论上的创新与哲学领域的“死亡视角”高度契合。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向死而在”是揭示存在本质的重要途径。笔者将这一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提出“死亡视角”框架，以理解特朗普关税政策在全球体系重构中的战略价值。

链式反应的蝴蝶效应。笔者通过构建“死亡视角—战略博弈—秩序重构”的理论框架，从“战略维度—制度维度—全球维度”的互动，全面分析全球秩序 重构的链式反应。从战略维度揭示关税如何从经济工具蜕变为恐惧管理的心理战武器；从制度维度剖析美国宪法分权体系对关税政策边界的动态制衡；从全球维度追踪关税冲击波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从WTO机制瘫痪到数字货币联盟崛起。研究表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短期内通过财政增收与“威胁博弈”获得收益，长期而言加速了全球秩序的多极化和去美元化趋势的进程。中国正站在全球规则重构的历史的“十字路口”：要防范去美元化的金融风险，更要把握数字经济标准制定的战略机遇。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最终考验的是谁能在旧秩序废墟上率先绘制出新蓝图。

理论框架：“死亡视角”、战略博弈与秩序重构的三维互动

“死亡视角”：极限压力下的体系重构逻辑。“死亡视角”源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其核心在于“向死而在”（Sein zum Tode）——个体在直面死亡这一终极可能性时，才能揭示存在的本质。在国际关系中引入这一方法论，意味着将危机的“濒死状态”视为理解体系本质和权力关系的重要契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正是这一逻辑的具体体现：美国通过不断提高关税壁垒、制造贸易战威胁、扩大政策的不确定性，迫使贸易伙伴直面“市场失去”的恐惧。在这种极限压力下，原有多边制度的稳定性被削弱，各国不得不在危机驱动下作出让步或调整战略。这种方法的战略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打破路径依赖：多边贸易体系长期依赖的稳定规则，导致许多议题难以突破。通过制造濒死体验，美国打破了原有的僵局。二是揭示脆弱性：不同国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与差异迅速暴露，为美国制定差异化施压政策提供了信息基础。三是政治叙事塑造：“危机制造”为特朗普在国内构建“强势领袖”形象提供了政治资源，符合其选民的民族主义期待。因此，“死亡视角”是一种哲学隐喻，更是一种战略工具。

战略博弈：商业逻辑与国家权力的融合。特朗普在《交易的艺术》一书中强调“让对方相信你愿意摧毁整个交易”，这一逻辑在其关税战略中得到了体现。其核心是边缘政策（Brinkmanship），即通过威胁将局势推到危险边缘，迫使对手妥协。特朗普的战略博弈模式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对称风险的制造：利用美国市场的规模优势，将关税风险转嫁给出口依赖美国的国家。二是时间压力的运用：通过突然宣布政策和设定短期谈判截止日期，迫使对手在有限时间内作出让步。三是议题的联动设计：将贸易问题与安全、投资、汇率等议题挂钩，形成综合性谈判优势。这种战略不同于自由贸易理论所倡导的互惠合作，也不同于单纯保护主义，而是一种基于权力现实主义的现代重商主义。它不是关注短期效率，而是关注长期的权力收益；不是依赖制度规则，而是依赖不确定的威慑。

秩序重构：全球治理体系的范式转移。特朗普关税战略引发了全球经贸秩序的三重转变。一是从多边主义到双边主义：削弱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多边机制，强化双边谈判机制。二是从规则导向到权力导向：既有制度被边缘化，权力关系成为决定性因素。三是从效率优先到安全优先：供应链的效率让位于国家安全与战略自主。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贸易层面，还波及投资、金融、数字治理、气候规则等新兴领域，预示着全球治理正从制度共识向集团化、区域化、政治化方向演进。

历史比较与当代创新：关税作为战略工具的演进

19、20世纪：关税的传统角色。在世界历史上，关税长期作为国家财政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核心工具。美国在19世纪便以“高关税政策”著称，其关税收入在美国内战前占联邦财政收入的90%以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关税是“培育国家工业的摇篮”。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推动了“低关税—多边主义”的制度安排。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签署，以及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均旨在通过关税减让和非歧视原则来稳定全球贸易。由此，关税逐渐从国家战略的核心退 居到边缘，更多地用作保护某些“敏感产业”的工具，而非体系重构的手段。

冷战时期：关税与战略安全的结合。在冷战背景下，关税与出口管制、禁运政策结合，成为西方国家遏制苏联及其盟友的重要手段。美国通过《出口管制法》（Export Control Act）限制技术和关键产品出口，同时对社会主义阵营实施差别性关税。这一时期的关税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工具，而是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之中。但即便在冷战高峰期，美国也未将关税提升为“体系性破坏”的手段。关税更多地服务于产业保护和战略遏制，而非推动全球秩序重构。

“死亡视角”的终极形态：特朗普关税战略的范式革命。当传统关税政策还在贸易平衡的浅水区徘徊时，特朗普的关税战略已跃入地缘博弈的深水区。这种革命性突破体现为四个维度的重构。一是功能重构：从经济止血钳到战略手术刀。历史上，关税如同战术止血钳，用于局部性经济创口的处理。特朗普则将其升级为战略手术刀——通过301条款等机制，精准切割全球产业链的关键节点。2025年对华半导体设备加征45%的关税，直接导致全球芯片价格指数单月暴涨37%，这种供应链破坏力远超传统贸易保护的范畴。二是目标重构：从产业防护到体系爆破。不同于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被动防御，特朗普团队主动设计贸易体系的临界点实验，其核心逻辑如同核威慑理论：通过制造WTO争端解决机制瘫痪（2024年上诉机构停摆）、全球物流成本飙升（2025年巴拿马运河通行费上涨300%）等系统性危机，迫使各国在生存焦虑中接受美国主导的规则重构。三是范围重构：从专项防御到无差别打击。对比里根时期仅针对汽车等5类产品的301项调查，特朗普关税清单覆盖的商品种类扩大12倍。更具颠覆性的是其动态扩展机制：2025年8月新增新能源车关税时，同步将光伏组件、稀土永磁等21个关联品类纳入打击范围，形成产业链级杀伤效应。四是性质重构：从商业工具到“政治货币”。在特朗普的博弈矩阵中，关税已异化为通用型“战略货币”：对中国，是科技脱钩的加速器；对欧盟，是北约军费分摊的筹码；对 墨西哥，是移民谈判的杠杆；对日本，是汽车贸易的威慑工具。这种“货币化应用”使其成为比军事干预更灵活的战略选择。海德格尔曾言死亡是最本己的可能性。特朗普团队将这种哲学具象化为战略艺术——通过主动制造全球贸易体系的“死亡体验”，美国得以在旧秩序崩溃前重构权力图谱。这种极限施压策略，破坏性、颠覆性程度堪比核武器对传统战争形态的范式改造。特朗普的关税战略既是对历史经验的延续，又是对历史经验的极端化与工具化。它继承了关税与国家安全结合的传统，又开创了“死亡视角”下以关税推动体系性博弈的先例。

政策实践：财富转移、产业保护与战略制衡

财政效应：关税作为财富再分配工具。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测算，特朗普政府2018—2020年的关税增加使美国联邦财政收入每年增加约700亿—800亿美元。2025年，美国关税总收入预计超过3000亿美元，成为继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之外的重要收入来源。然而，这种财政收益并非“免费午餐”，关税最终大部分由进口企业与消费者承担。彼得森国际经 济研究所（PIIE）的模型显示，2018—2019年，美国消费者因关税额外承担的成本每年约为400亿—500亿美元。这种机制实质上是一次财富转移：转入方为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入增加）、部分国内保护产业（获得市场份额）；转出方为美国消费者与下游制造业企业以及对美出口国（因市场萎缩损失）。因此，关税在特朗普的战略中既是对外施压的工具，也是国内财富再分配的工具。

产业保护：关税与制造业回流。特朗普关税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是促进制造业回流（reshoring）。其逻辑是通过提高进口商品成本，迫使跨国企业将生产基地迁回美国。2018—2020年，美国确实出现部分制造业回流现象。例如，美国汽车与钢铁产业因关税壁垒获得短期复苏，部分企业宣布扩大本土投资。然而，长期效果并不显著。安永（EY）的调查显示，超过60%的跨国公司选择将产业链转移至第三国（如越南、墨西哥），而非直接回归美国。关税在短期内可发挥震慑与保护作用，但难以使全球化分工格局逆转。

战略制衡：关税与地缘政治联动。特朗普政府将关税与地缘政治议题挂钩，形成一种“综合制衡”机制：对中国，以高关税、科技制裁、投资审查遏制中国高端制造与数字经济崛起；对欧盟，以汽车关税胁迫欧盟在北约防务开支与数字税问题上作出妥协；对墨西哥，以关税威胁推动其加强移民管控；对日本与韩国，通过钢铁和汽车关税谈判，迫使其扩大对美投资。这一机制下，关税不再是孤立的经济政策，而是纳入美国大国战略的“多用途武器”。其作用不仅在于改变贸易流向，而且在于迫使对手在安全、投资、技术、外交等多个领域作出让步。

制度约束与宪政博弈：关税政策在美国体制中的运行逻辑

宪法框架与行政权扩张。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明确规定，国会拥有征收关税与管理对外贸易的权力。然而，20世纪以来，美国国会先后通过《贸易扩展法》（1962）、《贸易法》（1974）、《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1977）等一系列立法，将相当大的一部分贸易权力授予总统。这种授权机制使总统能够以“国家安全”或“紧急状态”为由，单方面设立关税壁垒。特朗普正是利用了这一制度空间。例如，2018年，特朗普依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钢铁、铝产品加征关税。同年，他援引《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采取大规模关税措施，理由是“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损害了美国企业的利益。这些操作凸显了美国宪政结构中的张力：总统通过解释“国家安全”扩张行政权，而国会虽在宪法上握有关税权，却往往因党派对立或政治成本而缺乏有效制衡。

司法审查与有限约束。美国司法体系对总统扩张关税权有一定的约束，但作用有限。2019年，美国国际钢铁协会（AISI）等行业组织曾就特朗普232条款钢铁关税提起诉讼，认为总统超越宪法授权。然而，美国联邦法院判决结果维持总统的裁量权，理由是“国家安全”属于高度政治性事务，法院不宜过度介入。这表明，美国司法体系在贸易政策上倾向于“司法克制”，更愿意将问题交由政治层面解决。由此，特朗普能够在关税问题上保持高度操作空间。

国会与总统的博弈。2020年，美国参议院曾就特 朗普的关税政策举行多次听证会，部分共和党议员也批评关税损害本州农业与制造业的利益。国会还曾推动《关税改革法案》（Tariff Reform Act），试图收回部分关税权。然而，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强大影响力，以及选举政治对于关税议题的高度敏感性，使得这些制衡措施均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权力格局。在制度运行上，特朗普的关税战略呈现出行政主导、国会弱约束、司法有限介入的格局。这一格局不仅反映了美国宪政体制的演变，也揭示了总统个人意志在重大经济战略中的作用。

全球链式反应与秩序碎片化

贸易格局的多极化与区域化。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直接导致全球贸易格局加速趋于多极化。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8—2022年，美国在全球货物进口中的份额从13.5%下降到11.7%，而东盟、欧盟及中国之间的区域内贸易占比显著上升。这表明，在美国加征关税后，全球供应链出现区域化重组，东南亚、拉美等地区成为替代性生产基地。例如，越南对美出口在2018—2019年增长超过40%，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受益者。墨西哥则凭借《美墨加协定》（USMCA）和邻近美国的地缘优势，吸引大量制造业转移至该国。

去美元化与金融碎片化。关税战的另一重要外溢效应是推动全球金融体系趋于碎片化。随着美国利用美元结算体系实施制裁，越来越多国家寻求绕开美元进行贸易结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已从2016年的65.5%下降至2024年的58.4%，创下历史新低。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加快推动本币结算机制，例如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印俄卢比—卢布结算框架等。这些趋势显示，关税政策与金融制裁相结合，反而加速了去美元化进程，削弱了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

产业链与技术规则的重组。关税引发的不确定性推动跨国企业重新评估全球供应链的布局。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数据，全球超过40%的跨国公司在2021—2023年调整了供应链，以降低对单一国家的依赖。这种调整不仅改变了贸易流向，还带来了新兴技术规则的竞争。例如，在数字经济领域，美国试图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结合关税政策，遏制中国半导体产业；欧盟推动“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将气候规则与关税挂钩，试图在绿色产业链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则加强与东盟、非洲、中东等地区合作，推动数字人民币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数字规则的国际化。关税政策正在引发全球治理规则的碎片化，统一的自由贸易框架被打破，出现多个区域性、功能性规则体系并行的局面。

安全逻辑的嵌入。关税政策已与国家安全逻辑深度绑定。能源、粮食、芯片等关键产业都被纳入“安全关税”的范畴。例如，拜登政府时期延续甚至扩大了部分“特朗普关税”，凸显这一逻辑的跨党派共识。未来，全球贸易将更多地体现“安全优先”，而非单纯的经济效率优先。

理论启示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死亡视角”的理论启示。特朗普的关税战略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国家并非仅在稳定与合作框架下行动，而是可能主动制造极限压力情境，以激发体系重构的契机。这一逻辑与传统的制度主义、自由主义假设形成鲜明对比。一是超越理性主义：理性主义认为国家追求稳定与可预测性，而特朗普的政策显示国家可能刻意追求“不稳定”，以此换取战略收益。二是将危机作为战略资源：关税战说明，危机不仅仅是国际体系的负面外部性，也可被战略性利用，成为重塑秩序的工具。三是“死亡视角”方法论：将海德格尔“向死而在”的哲学方法应用于国际政治，有助于理解权力博弈如何通过“濒死体验”迫使行为体进行结构性调整。未来，国际关系研究应更多地关注极限状态下的行为逻辑，包括边缘政策、恐惧管理、制度解构等现象。

中国的战略选择。面对特朗普关税战略及其全球链式效应，中国作为被动承压的一方，也拥有主动塑造全球新秩序的战略机会。一是财政与产业层面。短期内，中国出口企业需要通过多元市场分散风险，加强与东盟、非洲、中东和拉美的经贸联系；中长期而言，中 国应推动产业升级，从低端出口转向高端制造和数字化服务，减少对美市场的依赖。二是制度与规则层面。积极参与并引领区域性和多边性新机制的建设，例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金砖机制，以及数字货币跨境支付规则。在碳边境调节、人工智能治理、数字贸易等新兴领域，中国应抢占规则制定的先机。三是金融与货币层面。加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拓展CIPS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对接，建立美元之外的结算网络。借助去美元化趋势，强化金融安全与跨境资本控制能力。四是战略与安全层面。通过“逆全球化条件下的再全球化”，推动“南南合作”，联合新兴市场国家形成对冲美国单边主义的合力。在制度性谈判中运用危机管理逻辑，以特朗普“死亡视角”的方法反制其人，形成战略对冲。简而言之，中国的应对之道在于化危为机，将外部冲击转化为推动自身制度创新、产业升级与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动力。

结论：关税“核爆”后的新纪元——全球秩序的重构密码

战略武器的范式革命。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犹如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链式反应堆，其释放的能量已超越传统经济学范畴。2025年对华新能源车关税引发的全球锂资源价格波动证明，这种战略武器正在改写权力博弈的底层代码。与19世纪关税的财政功能、冷战时期关税的安全属性不同，当代关税已成为触发全球体系基因突变的战略技术。

临界点下的多宇宙秩序。当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在2024年彻底停摆时，人类见证了全球贸易体系的量子态坍缩。多极化不再是理论假设，而是由以下现实拼图构成的马赛克：数字货币联盟（覆盖38国）对SWIFT系统的替代；《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规则的溢出效应；关键矿产联盟（美国主导）对新能源供应链的切割。这种碎片化秩序恰如区块链技术——每个区块（区域规则）都拥有独立验证机制。

中国在压力测试中的系统升级。在特朗普关税战略引发的全球经济震荡中，中国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生动力，实现三大维度的结构性突破。一是在产业维度实现半导体国产化率的跃迁。2025年《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我国半导体国产化率从2018年的15%提升至2025年的63%，14纳米以下制程设备国产化率已达82%，这一跨越式发展印证了“卡脖子”技术倒逼的创新性突破，标志着中国在全球半导体价值链中的战略地位实现重构。二是在货币维度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2025年，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业务处理量同比增长240%，覆盖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国际清算银行（BIS）2025年报告指出，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已升至6.3%，成为第三大国际储备货币。三是在制度维度开始争夺规则制定权。中国主导制定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3.0版，首次将人工智能治理、数据跨境流动等前沿议题纳入国际规则体系。该协定被世界贸易组织（WTO）评价为“21世纪数字贸易规则的里程碑”。

“死亡视角”的终极启示。关税战略如同地质板块运动，其真正价值不在于引发地震的瞬间，而在于塑造大陆架的新格局。从历史比较看，关税从19世纪的财政支柱，到冷战时期的安全工具，再到特朗普执政后体系重构的战略武器，关税的演变揭示了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功能不断扩展，从国家内部走向全球秩序。未来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可能不再由单一的自由贸易体系主导，而是由多个区域性、功能性规则并存的碎片化体系构成。特朗普的关税战略正是这一转折点的重要推动力。对中国而言，特朗普的关税战略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挑战在于短期内的出口冲击与产业压力；机遇在于推动自身产业的升级、货币国际化、制度话语权的提 升，并与新兴市场国家共同塑造新的全球治理秩序。以“死亡视角”分析关税战略，有助于理解21世纪国际体系在危机驱动下的演化逻辑。未来史学家或许会记录：2025年不是全球化的终结，而是人类文明第二次经济“文艺复兴”的黎明。

作者：杨会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