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规“满月”，影响几何？

《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至今已“满月”，其中针对县区政府投资基金的相关要求引发业内热议，也给全国地方引导基金格局带来深刻影响。

证券时报记者从多地国资基金了解到，目前多地县区政府已经搁置了新设基金的方案，原本准备工商注册的县区级基金也已暂停；县区新设基金收紧，甚至还影响到了部分国资基金的募资。受访人士表示，相比去年发布的《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国办1号文”），本次新规将审批关口前置、全链条收紧，存量低效的基金将加速清理整合。

新设基金计划被搁置

“去年国办1号文下发时，县区还能变通落地一些产业基金，今年新规落地后，大家直接将新设方案全部搁置，连上报流程都不愿启动。”西部地区一地方国资基金负责人郭林（化名）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事实上，去年国办1号文就曾提出“县级政府应严格控制新设基金”，但一年多来，市场上仍有不少县区级新设基金。如今私募基金新规明确指出：“严控新设政府投资基金，县区原则上不得新设，确有必要新设的应当报上级人民政府批准。”

从“严控”到“原则上不得新设”，政策口子明显收紧。“去年国办1号文更多是财政条线的规范要求，偏软性指引；此次新规是整个私募行业的顶层监管文件，直接将管控关口前置到了工商登记环节，没通过会商连带‘私募’字样的营业执照都无法办理，是硬门槛。”福建地区一国资负责人张涛（化名）向记者透露，当地工商系统在私募基金新规出来之后的十来天里，都办理不了带“私募基金”字样的企业营业范围。

对于何为“县区主导发起的基金”，张涛认为，界定核心在于两大维度：一是县区财政或区属国企是否为主要出资人，二是基金的设立决策、投向要求、返投规则是不是由县区说了算。如果县区只是出钱参与上级发起的基金，不掌握主导权，就不算管控范围内的“县区新设基金”。

郭林则表示，即便部分县区仅出资10%，其余资金来自省市级国资、市场化大企业，但基金的注册地、管理人全部落在本区，在监管口径中依然会被划归为县区自主设立基金，这类基金的审批流程将会大幅拉长。

过去多年，县区引导基金一直是地方招商最核心抓手，通过财政出资设立基金，绑定落地企业返投、土地、配套等条件，形成了完整招商闭环。如今政策收紧，基金作为招引的工具职能，基层政府设立基金的动力将大打折扣。

安徽地区一名地方招商人士对记者表示，过去有些县区在对接项目时，习惯性将基金作为重要谈判筹码，“地方设基金给企业资金支持，还可以协调国资平台跟投，现在不得新设基金，意味着县区招商干部不能再轻易承诺为企业专门新设基金，也不能再将基金作为常规招商政策摆在前面”。

“当前行业整体已进入从严监管周期，从上到下都在收紧口径，中基协备案、工商注册、地方金融办前置审批层层加码，新设基金的门槛被抬至前所未有的高度。”郭林感慨道。

或影响中小GP募资

政策收紧带来的连锁反应已传导至募资端。以往市区两级联合设立基金是行业常态，县区资金也是市级国资基金重要有限合伙人（LP）来源。一名长三角地区国资投资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原本储备了两只市区联动合作基金，如今在新规下，县区基金出资意愿弱了，这家国资普通合伙人（GP）的募资难度也将加大。

“虽然县区的储备资金未必会减少，且出资主体可能会由基金公司变成产投公司，但这样风险和考核压力也会变大，因此县区的出资意愿可能会基于这种考虑而降低。”上述负责人表示。

不过，在张涛看来，新规对市级基金的募资影响不算很大，“新规禁的是县区自己主导设基金，并不是不让县区出钱。县区作为LP出资参与市级国资基金完全合规，因此，县区的出资需求会往市级平台集中”。

此外，据记者了解，过去大量中小VC机构的核心募资来源是县区引导基金，以近期备受业内关注的天空工场基金为例，其下设基金合作对象多为县区级政府基金，这些地方多数产业基础较为薄弱，希望通过与基金合作的方式完成企业的招引落地。

华南一家30亿元规模的VC机构投资人也坦言，该机构旗下基金有一半以上的出资来自县区引导基金，此次新规出台后县区基本不再新设基金，而存量的出资额度也在压缩。对于这类小型VC而言，若单纯依靠县域分散出资的募资模式难以为继，因此对这些GP而言，新规或将倒逼其募资策略转型，进而影响对硬科技的投资布局。

县区基金有两条“出路”

私募基金新规之所以重点向县区级基金“动刀子”，背后有着很现实考量：眼下不少县区财政收支本就捉襟见肘，还有些地方靠城投垫资出资设立基金，这样无形中也埋下了隐性债务隐患。为此监管层明确要求，收紧各类财政出资的投资渠道，杜绝财政资金低效、无序投放。

上述福建国资负责人在采访中坦言，站在长期发展角度看，新规其实是件好事。“过去县区分散设立的小基金普遍专业度不够、同质化严重，实际产业带动效能并不高，因此，新规长期看来肯定是好事，也将倒逼招商提质。”

母基金研究中心梳理行业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2025年底，全国存续县区基金数量占全部政府基金的44%，但单只平均规模不足市级基金五分之一，普遍存在资金分散、赛道同质化、专业度不足等短板。

在他看来，县区眼下主要有两条可行的应对路径：一是把原本打算投县区自有基金的资金，转而参与市级统筹母基金，县区依旧保留本地项目推荐权和相应返投份额；二是把以往依托基金实现招商让利的相关条款，梳理整合为标准化产业补贴、人才扶持政策，依靠政策组合拳持续培育产业。“统筹到更高层级运作后，专业能力和资源撬动能力都会更强，有实力的县区反而能借上级平台撬动更多的资本和项目，长期来看对产业发展是利好。”

新规落地后，不同城市感受到的冲击差异十分明显。郭林认为，北上广深各区财政充裕，且早已搭建起成熟的市级基金体系，新规对当地产业投资节奏影响不大；反观多数三四线城市，本身产业基础薄弱，县区引导基金是当地唯一的产业资本抓手，渠道收紧之后，短期内产业培育的力度难免出现下滑。

母基金研究中心研究员表示，分散县区小基金难以承担硬科技长周期投资，整合至省市级平台后，资金体量更大、投研团队更专业，能够围绕区域主导产业链开展全链条投资，从而集中力量攻坚核心技术，契合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顶层要求。

本文原载于《证券时报》7月6日A2版，原标题《私募基金新规落地“满月”：县区寻找新出路 引导基金迈向“集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