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解放日”对等关税威胁下，许多国家竞相与美国达成协议，而巴西、印度、中国和南非等金砖国家则选择“硬抗”，这会对全球多极化格局产生怎样的冲击？

本期《PacificPolarity》节目邀请到巴西经济学家保罗·诺盖拉·巴蒂斯塔。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巴西执行董事（2007-2015年）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总部上海）创始副行长（2015-2017年），巴蒂斯塔深度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并著有《金砖国家及其创建的融资机制》等专著。其双重经历为审视当前全球金融权力结构提供了独特视角。

在巴蒂斯塔看来，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刻意针对金砖国家（如巴西、印度关税高达50%，中国、南非30%），其动机源于将金砖视为“对手”和“反美力量”，旨在打压其挑战美元霸权和创建替代货币的努力，此举客观上可能强化金砖内部凝聚力。

其次，IMF与NDB存在根本性差异：IMF由西方（尤其美国）控制，沦为地缘政治工具；而NDB由金砖五国主导，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他尖锐地指出，IMF自2010年投票权改革后15年停滞不前，西方背弃改革承诺，根源在于将IMF视作政治武器，不愿赋予中国等新兴大国应有话语权，其治理结构已“高度畸形”。

巴蒂斯塔对IMF改革彻底失望的判断，以及他对NDB等替代机制发展的强调，指向了全球南方对现有由西方主导、缺乏公平性的国际金融体系日益增长的不满与离心力。这种结构性矛盾，正推动着国际金融权力格局加速重构，新兴力量寻求建立更加公正、不受单一霸权支配的新秩序成为必然趋势。

资料图：保罗·巴蒂斯塔（Paulo Nogueira Batista Jr.）

李泽西：欢迎收听本期《PacificPolarity》。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保罗·诺盖拉·巴蒂斯塔（Paulo Nogueira BatistaJr.）。他是一位巴西经济学家，2007年至2015年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负责巴西及其他国家事务。他也是新开发银行（又称金砖银行）的创始人之一，该行总部设在上海，他在2015年至2017年间担任副行长。他著有七本书以及多篇经济论文和出版物，包括《金砖国家及其创建的融资机制》和《IMF改革的出路》。保罗，很高兴你能来参加节目。

巴蒂斯塔：谢谢你，很高兴参与对话。

李泽西：也许我们可以先从最近的新闻谈起：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正式生效。人们注意到的一点是，无论是否是有意为之，金砖国家似乎受到了特别沉重的打击。埃文·费根鲍姆（Evan Feigenbaum）最近指出，许多国家争相与美国达成协议，而巴西、印度、中国和南非则选择“硬抗”。他认为，特朗普在这方面对金砖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你对此怎么看？

巴蒂斯塔：我认为金砖国家确实受到了特别严重的打击。巴西和印度的部分商品关税高达50%，有些甚至略高。南非遭遇了30%的关税，中国目前也是30%。至于俄罗斯，自乌克兰冲突爆发以来就一直处于制裁之下，因此几乎没有贸易往来，或者至少没有属于特朗普所理解的关税范畴内的贸易。

所以是的，我认为金砖国家正被刻意针对，而特朗普本人也给出原因。他不止一次表示，他将金砖国家视为对手、敌对力量、反美力量。他一直强调，金砖国家必须放弃挑战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以及放弃创建替代货币的尝试。

近日，巴西总统卢拉在种植葡萄（受关税影响的商品之一）时拍摄了一段视频，并向特朗普喊话，建议他来巴西聊聊社交媒体

最近他的一些举动也让人意外。以巴西为例，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案例，因为特朗普提出的理由与贸易没多大关系；美国对超过一半巴西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主要是基于非贸易因素，比如所谓针对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特朗普的密切盟友、甚至可以说是附庸——的“政治迫害”；他还提到巴西最高法院对大型科技公司的限制措施；以及对巴西即时支付系统“PIX”削弱美国信用卡品牌（特别是Visa和MasterCard）市场份额的担忧。这是个很奇怪的局面。

至于印度，这在战略上尤其重要。特朗普突然对印度下重手，对金砖国家很关键。众所周知，印度自认为与美国有特殊关系，这影响了它在金砖内部的态度。但现在看来，这种所谓“特殊关系”或许只是印度在“意淫”，因为这并没有阻止美国对印度征收高达50%的关税，这将几乎切断贸易。因此，特朗普虽然对贸易和经济造成了很大伤害，但他可能在无意间加强了金砖的凝聚力，我希望接下来局面将朝这个方向发展。

李泽西：聊聊你的背景吧，你曾在IMF和新开发银行（NDB）工作过，这两个机构的共同目标都是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贷款，但在架构和运作上有很大不同。你在这两家机构都担任过领导职务，你认为它们在实际运作中最重要的差别是什么？

巴蒂斯塔：这两个机构的性质不同；IMF主要致力于为面临国际收支或其他经济困难的国家提供国际收支支持和宏观经济支持。而总部设在上海的新开发银行在性质上更类似世界银行（World Bank），是一家发展银行，其主要职能是为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支持。NDB是我们金砖国家在2012年至2014年间谈判建立的，旨在替代世界银行，而不是IMF。

但IMF与NDB最大的区别在于政治属性。IMF由西方，尤其是美国及其盟友控制，是西方的政治工具；而NDB则是由发展中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建立的银行，由五个创始成员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共同控制。所以从政治意义上讲，它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机构，目标与总部设在华盛顿、由西方主导的机构（主要是IMF和世界银行）有本质区别。

李泽西：在IMF时，您在2008至2010年间推动了改革，将投票权向发展中国家倾斜。然而，自那之后，尽管全球经济力量继续从“全球北方”转移，却再无进一步改革。您最近评论说，缺乏进一步改革的一个关键原因是，任何新的改革都可能增加中国的投票权份额，而西方国家会反对。那么，西方是否有可能提出一种改革方案，专门增加小型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以发达国家为代价），同时让作为新兴超级大国且部分地区高度发达的中国，其投票权基本保持不变？发展中国家对此会有何反应？这又会如何影响金砖国家以及中国与全球南方的互动，尤其是在您提到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对潜在世界新秩序感兴趣的核心原因之一，就是对华盛顿主导的开发机构缺乏改革感到不满？

巴蒂斯塔：我有机会参与2008和2010年的改革，正如你所说，这些改革将投票权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即从发达国家转向全球南方。但这些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治理结构。中国的份额增加了，巴西的份额也增加了，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但该机构依然由西方控制，基本上是由美国及其欧洲盟友主导。正如你所说，自2010年以来，15年间毫无进展。

今年4月，美国财长贝森特“炮轰”IMF和世界银行“同中国走得太近”

在这段时间里，西方国家——欧洲人和美国人——背弃了他们推动IMF进一步改革的承诺。这些是领导人层面做出的书面承诺，却被西方人卑劣地忽视。我记得在执行董事会的会议上，我质问过美国人和欧洲人，当时的行长是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我对他们说：“你们现在的说法与领导人签署的文件完全不符”。但他们的反应就像自己什么都没承诺过一样。

金砖国家就此开始着手创建自己的机制——设在上海的新开发银行以及应急储备安排（CRA）——绝非巧合。这两个机制正是在我们遭遇西方重大背叛后建立的。

改革已经停滞。让我再补充一点：不仅IMF改革15年停滞不前，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IMF和世界银行都不可能出现任何根本性的改革。原因是西方国家坚持控制世行和IMF，认为它们是政治武器、地缘政治工具。

你提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至少可以在不触碰西方反对底线的情况下，增加小国的投票权？理论上是可以的。在IMF的现有架构中有两种方法：一是增加基本票数（basicvotes），这样所有小国，无论发达还是发展中，都会受益；二是提高配额公式中的压缩系数（compressionfactor）以倾向于小国。

但这些措施的意义有限。为什么？因为它们必须设计成不触动IMF架构中的一个基本原则：美国是唯一一个拥有否决权的国家（重大决策需85%多数，美国份额必须始终高于15%）。任何让美国份额跌破15%的改革，都会被美国自动否决。

关于中国，你说得对。中国按任何指标来看，都是IMF和世行中最缺乏足够代表的国家。因此，任何有意义的改革都必须大幅提升中国在IMF和世行中的份额。但美国和欧洲愿意吗？不，他们视中国为主要对手，不愿在自己掌控的机构中给中国更多空间。所以，中国将继续在IMF和世行中份额不足，这一点不会改变。

当然，我并不是说IMF无法改进运作，它是可以的。我去年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一些我认为可行的部分调整，这些调整不会触碰美国和欧洲的否决底线。其他人也有类似提议，但这些调整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治理结构。

这正是我们发展中国家、金砖国家需要思考替代机制的原因。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设在上海的新开发银行，也需要推动应急储备安排变得更有实效。在最近于里约召开的金砖峰会上，这方面有了一些进展，因为领导人在《里约宣言》中对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提出了有益的指导意见，如果落实，将有助于让它们比现在更有意义。